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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3章（第1页）

1878年10月5日，具有道员衔的彭汝琮（器之）分别呈禀帖给南洋大臣沈葆桢、北洋大臣李鸿章，请在上海筹建机器织布局，并附呈章程8条、节略24条。这个彭汝琼，李鸿章对他并不陌生。1870年李在湖广总督任内曾奉旨调查过彭的劣迹。李氏在调查后上报清廷说：&ldo;彭汝琮前在湖南勒捐银一万两始得离省，其劣迹不问可知。入川曾不数年，招权纳贿之名又播中外。臣遍加咨询，皆敢怒而不敢言，其贪利虽不承招，而钻营实有其事。&rdo;对于有这样劣迹的人，照理是不会获准承办织布工厂的，李鸿章也确实说过彭&ldo;人素荒诞，……本大臣甚不相信&rdo;的话。但李鸿章却很快于10月21日批准了彭汝琮的办厂请求和计划，并答应给予优惠政策：织布厂生产的布匹享受与洋布同等的约5％的进口税和运入内地与洋布同等缴纳子口半税，免纳厘金。这是什么原因？一是由于李鸿章早就酝酿和迫切希望有人出来办纺织工厂；二是由于彭汝琮到保定向李氏递禀帖时提出了在当时办理企业声望颇高被李鸿章称为&ldo;实心好善，公正笃诚&rdo;的郑观应作为会办。李鸿章认为有郑观应为会办，&ldo;可助彭道所不逮&rdo;，故准许彭汝琮承办织布局。

然而，彭汝琮劣性并无改变，他在招股、定购机器、购觅厂地、建造工厂等几个问题上都出了问题。&ldo;所称集股五十万两……自如至终未见实际&rdo;；彭擅自向新太兴洋行定购织机800部，&ldo;该洋行以定银五万延约未付……彼已窥破虚实&rdo;而未成交；买厂地亦因&ldo;抵押移应他急&rdo;而无结果；无厂地加之手中缺乏现款，造厂房就淡不上了。郑观应向李鸿章揭发彭汝琮的劣行说：&ldo;或独断而不相谋，或会商而不见纳。惟每至需款紧要，无论巨细，事事责成。自冬至今，皆于捉襟见肘之时，为剜肉补疮之计，甚至房租日用亦须代措。&rdo;以致垫款万余金仍于事无补。郑氏乃愤而禀辞了会办之职。李鸿章接禀批示道：&ldo;兹据禀述各情，是彭前道作事虚伪，专意骗人，毫无实际，其心木品行，至穷老而不改，可鄙已极。&rdo;彭汝琮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乃归于失败。

彭妆琮办不下去，但织布局还是要继续筹建的。李鸿章于1880年委派编修戴恒为总办、道员龚寿图为会办，和郑观应、经元善一起办理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工作，并作了&ldo;此举以招集商股为第一要义&rdo;，&ldo;所需资本必须顶为筹足，以免临事周章&rdo;等一系列指示。以郑观应为主拟订了《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该章程从办厂的动机目的、招集商股、购机、买地、建厂到生产、销售、赢利分配，以及商办、用人、发展前途等，均有明确计划和精细的计算。这在洋务企业中可说是最为周密者之一。

郑观应在招商集股章程中，首先，将中国与外洋的纺织业作对比说，中国织布向藉人工，泰西竟尚机器，&ldo;工半利倍&rdo;。英国有织机13万张，美国后来居上已达15万张。有的国家已踵而行之，&ldo;其中有利可图必无疑义。&rdo;并计划上海机器织布局用织机400张，年产棉布24万匹，得银444万两，除去成本开支，可得银75万余两。

其次，针对有些人攻击机器织布局&ldo;夺小民之利&rdo;的说法，回答道：&ldo;洋布进口以后，其利早已暗夺&rdo;，因此，&ldo;所分者外洋之利，而非小民之利。且厂局既开，需用男女工作数百人，于近地小民生计不无少裨&rdo;。分外洋之利，即是与洋商竞争，那就要在生产中降低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才能增强，而这，必须由把企业视为与身家性命密切攸关的商人来办才可能较有把握地做到。《章程总叙》中说：该局&ldo;虽由宫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方能持久。&rdo;《章程总叙》最后颇有信心地说：&ldo;若花价愈贱，工作愈熟，加添织机，多出布匹：减用人手，节省经费，则更蒸蒸日上矣。&rdo;但要做到这点，郑观应等人认为，必须&ldo;专用西法以齐众力&rdo;，一定要做到&ldo;事之巨细，不遗不滥，款之出入，共见共闻&rdo;。这样，&ldo;人皆思奋，愈究愈精&rdo;。企业的成功就有望了。

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一切工作诸如招股、购器、建厂、雇匠均在顺利进行。预定招股40万两，开始应者甚少，戴恒、龚寿图、郑观应、李培松各认招股份5万两，另请拨公款5万两及另与各关道绅商凑5万两，共集股银30万两，加上蔡嵋青、经元善等人股份，逐步凑足40万两之数。后又续招10万两，共达50万两。所聘美国工程师丹科于1881年10月间到沪，并随即携华花到英、美纺织厂试织，以便了解华花性质，订购与之相适应的织机。李鸿章又根据织布局总会办等人的请求，同意批准了：（1）&ldo;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rdo;；（2）布局所产布匹由上海运入内地，与洋布一样完一正税，概免内地厘税，出口亦在海关完一正税。这些措施都是对织布局有利的。由于郑观应在上述筹建中起了主要作用，被委任为商总办。

写到这里，要澄清一下关于10年专利问题。过去一些学者认为，机器织布局10年专利是对民族资本主义纺织业的压制。这种说法有欠公允。戴恒等人于1881年呈请专利时是这样说的：&ldo;嗣后上海一隅，无论何人，有志织务者，只准附入本局合办，不准另立一局，显分珍域，则成本愈厚，利效可久，而风气益开矣。&rdo;这里有集中力量以加强竞争力之意，但应该说是有缺陷的，其间尤其是没有说到对洋商的限制。随后不久，局中总会办们发现了这一缺陷，乃重新禀请说：&ldo;筹议之初，曾经禀请上海一隅只准他人附股，不准另设，仰蒙批允。惟洋人如欲仿造，尚未有阻止之说。……（请）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后患庶几可免矣。&rdo;这里说明两条：一是10年专利从&ldo;上海一隅&rdo;扩大到通商各口，因&ldo;通商各口&rdo;是洋商的集中地；因此第二，10年专利更主要是为了阻止洋商另行设立工厂，他们将洋人设厂看作是&ldo;后患&rdo;的。由此可见，10年之内不准他人另行设厂进行纺织，主要是针对洋商侵利，因而民族性、积极性是主要的，不宜有所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