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分辨何为‘仁君’何为‘暴君’,什么是仁政、什么是暴政,
纯看天时顺不顺,家里头的年轻力壮能不能活着在家娶妻生子,官府赋税重不重、给不给讨公道,一年下来收成如何、余米几斤、余麻够不够做身衣裳、能不能存下一串钱。
村里头的价值观很朴素。
而李唯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如此,
分化、隔离、以最小的村落为单位开始改革,虽然费力,但却是最有效的。
五松村仅二十户,全村耕地在八百亩出头,不是个小数目。
唐代实行均田制,在律法中写着丁男(21-59岁)授田100亩(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但实际上因为土地不足的客观条件,实际授田数远低于律法标准。
太原落实到每户的耕地在30-50亩之间,一亩地按照代代相传的祖传手法,与俺寻思的经验下,粟米的亩产在1。2石一年上下浮动着。
正常年景饿不死,但好日子却也是没有的。
在‘租庸调’税制下,征在这群村民身上的税,主要分三部分。
租,粮食税。
以‘丁’、成年男子为一个纳税单位,每丁每年要交2石粟。
调,布匹税。
以户为单位,每户交绢2丈或布2。5丈。
庸,劳役抵税。
每丁每年服20天劳役,不去需要交布代替,每天折合3尺布,20天便是60尺。
除去三大税务,常见税务还有地税、义仓税。
地税每亩交粟2升,义仓税每亩交0。5升。
这些是写在明面上的税务。
实际上经过地方摊派、‘青苗钱’等等操作以后,村民一半的收成都要被拿去充作税务。
女帝统治下,饶是太原地区富庶,也经不住压榨,去年产值七成半都被拿去冲税,剩下两成半只能说勉强够活。
存余不够又赶上雪灾,若不是地理位置好能等得到义仓发粮,那是真不知道要怎么过活。
但这也是民间常态。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不苦的日子,他们想象过,都希望家里面以后出个读书人、或是大将军,那可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有福享了。
但……
他们万万没想过,原来我只完成我应该做的,就能有福享。
生产力跨越性的提升,均摊到每个普通单位身上的好处,对唐朝这个年代太降维打击了。
尤其李唯在推动改革的时候,总是能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使得本该打对折的效率,甚至有事半功倍之效。
就比如说,今天正式完活的犁地。
“刚开始说七天,就咱们这群老不死的能把地里的活干完,我怎么就这么不信呢。
结果,今天一看!
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