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参战的名义之下,进一步控制中国。段则企图在这一名义之下,扩充他的军事实力,
以获得财政上的支持。一九一七‐一八年间,段氏先后向日本借款近一亿五千万元,借款条
件于中国极端不利。
当时一般青年愤恨日本的侵略,对于段祺瑞的亲日卖国行为,尤为切齿。可是他们目击
现实政治的混乱腐败,多表示鄙薄不愿与闻,即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也因其内部混乱
及反日面目的不够鲜明,不寄予甚大的希望。虽然青年们觉得反日爱国为不可放弃的天职,
可是没有组织,发动不起来,甚至有些人惧怕会因此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中去。一部分青年从
事新文化运动,也有不多谈现实政治的倾向。
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东京会议所签订的《中日两国防敌协约》,
被日本警察逮捕多人,激起一千多个留日学生罢读归国的事件。其中一部分人回到北京,痛
陈在东京受辱的情形,引起北京学生的广大同情。少数热心同学发起,在北大第三院举行学
生大会,听取归国留日学生代表报告,并商讨响应办法。五月廿一日,北京各大学一千多学
生和少数天津学生代表结队向总统府请愿,反对这一协约的签订。同时以反对向日借款、取
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等为请愿的更广泛目标。这次请愿是十分温和的,类似康有为的
公车上书,由四个代表捧着请愿书,恭而且敬的求见总统。我们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
等候;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甚么。这次请愿毫无结果,
四个代表并未见着徐世昌总统,仅由其秘书代见,答应将请愿书转陈。四个代表步出总统府
向大队约略报告数语,大伙儿也就跟着朝回走。当时我身历其境、真是觉得太不够味。幸好
有一位天津学生代表郭隆贞女士在总统府门前大哭大闹一顿,表示抗议,才显示了一点热烈
的情绪。
因为受了那次请愿的刺激,我和少数热心分子常向同学大声疾呼的指出:北京的学生死
气沉沉,有类于冷血动物,爱国热情固比不上留日学生,甚至比之天津一个中学女生郭隆贞
也大有逊色。这种说法普引起大批同学的共鸣。然而当时北大同学对于救国的意见并不完全
一致,大体有三种看法:第一,不少同学主张由爱国人士逐渐展开活动,获得人民支持,将
来这些爱国者能进入国会,掌握政权,形成政治上的新风气,救国才有办法。第二,醉心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