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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第1页）

上海特别市。

时近十一月，位于红会总医院隔壁的那一座纯庐花园内，仍是热闹非凡。在花匠的悉心呵护之下，各色花卉争奇斗艳，名品相压。它们斗气般地互相激发出阵阵香气，飘过墙头，令得总医院缭绕在一片芬芳馥郁之中。

若换作往常这时节，姚英子会站在那一尊希波克拉底雕像前，吸上好一会儿蕊香再走。可今天，她却一秒都舍不得停留，径直踏进了哈佛楼。

沿途的医生和护士不断向她点头致意，就连走廊的一些病人也纷纷起身问好。这位年近三十七岁的女医生，和二十多岁时并没太大改变。岁月只来得及给她白瓷般的面孔抹上一层温润的釉光，望之沉静安然。她今日穿着一袭倒大袖的素冷绿色连衣裙，脚蹬平底皮靴，步速极快，其神态其气质，俨然又是一个小张竹君。唯是右臂束着一条黑箍，似乎刚刚经历过一场丧事。

姚英子直上二楼，走到院长办公室门口，先深吸了一口气，才轻叩门牌。门打开了，先看到的是曹渡那张肉嘟嘟不见一丝褶皱的脸。曹主任冲她微微一笑，侧过身去：“院长等你好久啦。”

坐在院长办公桌后的，是一个清癯儒雅的中年男子，白衬衫，背带裤，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正支起一条胳膊读报告。

看到他的一瞬间，姚英子回到了二十四年前的车祸现场。那只轻柔托起自己脖颈的手，那一声急切而温和的呼唤，还有那一股萦绕许多年不曾散去的碘酊味道。

“颜院长。”姚英子轻声道，面颊微微发红。

颜福庆放下报告，视线先扫过那条黑箍，带着歉意道：“惊闻令尊去世，原不该打扰姚医生你守孝，实在抱歉。”

姚英子道：“为子女者，生前尽心即可。身后之事，不过是做给旁人看的罢了。”颜福庆点点头，又有些感叹：“我和姚先生虽只有一面之缘，可姚公事迹却听过太多。他一直不遗余力支持慈善事业，如今遽然离世，着实令人惋惜。”

姚英子的双眼眨了眨：“原来您还记得那时候的事情。”颜福庆大笑：“怎么会不记得？那可是我去南非前一天的晚上，有幸目睹了上海滩的第一次车祸。”

“那时候我也没想到，您有一天，会来我们红会总医院做院长。”

“我也没想到。那个莽撞的小姑娘，如今居然长成了上海滩知名的产、妇双科圣手。”颜福庆伸手示意她坐下，温言道：“这次叫姚医生来，是我有一桩医学上的构想，需要你的力量。”

一听到这句话，姚英子胸前起伏，双目微微有些湿润。辛亥那一年，她和颜福庆在圣约翰大学内偶遇，曾在心中发下誓言，不要那庸俗的憧憬，要以一个真正的医生身份走进他的世界。

多年之后的今天，这个誓言终于得以实现。

事实上，早在一个月前当姚英子得知颜福庆前来总医院担任院长时，便对今天的会面有预感了。

红会总医院此前一共有两任华人院长，牛惠霖医师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离任，继任者刁信德医师也已在今年离任。恰好在这一年，颜福庆出任了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院长。

国立中央大学虽然本部在南京，但医学院却设立在医疗根基最为雄厚的上海。颜福庆新官上任，想为医学院找一个对口的实习机构，选中了红会总医院作为第一实习医院。红会觉得一事不烦二主，索性请他兼任了总院院长一职。

只可惜颜福庆身兼数职，忙碌非常，一直忙到今天才有时间叫姚英子过来。

颜福庆见姚英子怔怔地看着自己，眼中隐有莹光，还以为她还未从丧父的悲伤中恢复：“姚医生若觉得不方便，再等几日也没关系。”

“没事，颜院长，我……我……”姚英子有些结巴，这个时刻她已经等待得太久，哪里肯放过？

幸亏曹主任及时出现，让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下。

“来，吃点冰激凌清爽一下。院里自己做的。虽然没牌子，可不比租界的差。”曹主任笑眯眯地端来两杯白雪。他此前做了几年包租公，可惜政治眼光一如既往地糟糕，几次大战都押错了宝，身家赔得底儿掉。颜福庆上任之后，把他重新叫回来管理院务。

姚英子趁机喘上一口气，这才道：“我方便，方便，我们继续谈。”

看得出，颜福庆最喜欢甜食，忍不住拿起汤匙一舀，像个顽童似的抿了几口，一脸天真烂漫。姚英子见他没什么架子，自己也松弛下来。颜福庆舔舔嘴边，这才笑道：

“你记不记得，辛亥年我们在圣约翰大学偶遇。我那时候说：如今的状况，是有医生，而无卫生体系；有医术，而无公共教育；能治沉疴于将死，却不能防患于未然。”

姚英子点点头，当初聊的每一句话，她都记得。颜福庆叹了口气，双手支在桌前：“辛亥年如是，如今也没什么大的改变。我审核了红会近五年来的时疫救援行动，纵横十几个省份二十多个城市，前后三十余次，当真辛苦得很。可这一次扑灭了，下次疫情还会复来，很多地方旋起旋救，旋救旋起。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那我们永远都在疲于奔命。”

姚英子敏锐地道：“不错，治标亦要治本。您不是一直提倡，要建立公共卫生体系吗？”

“可惜呀，民国以来政局变动频频，连找个做主的人都难。今年六月，国民革命军进了北京，改北京为北平，全国除了东北基本统一。我觉得时机成熟，可以开始做些事情了——你听过兰安生这个人没有？”

这名字姚英子听着耳熟，她皱眉想了一阵：“是协和医学院的？”颜福庆点头：“对，就是公共卫生学的教授JohnB。Grant。去年我在协和医学院担任过一段时间副院长，跟他关系很好。他从一九二五年开始在北京做了一次社会实验，我认为是极有价值的。”

不待姚英子发问，颜福庆从桌上抽出一本簿子，上面写着“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年度报告”十几个字。

姚英子低头翻阅起来，颜福庆解说道：“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兰安生说服了京师警察厅，在东城区划出了一片有十万居民的卫生示范区，试行公共卫生管理。”

“啊，这可是个大手笔！”姚英子一惊。她办了多年保育讲习所，深知此事之艰难。她每年培训几十个产婆都困难重重，别说要改变十万人的卫生观念。

“是的，很难，所以才需要和警察厅合作。兰安生教授筚路蓝缕，真是不易。”

姚英子一页一页翻过去，心中的震撼越发强烈。兰安生教授的报告里并没提及复杂深奥的医疗技术，通篇是管理规划。比如他把整个示范区分成了二十个派出所地段，每个地段都会派驻十名护士或实习生。他们要定期对管段内的居民做上门访视，建立健康档案、宣讲卫生常识、统计生命数据。

做过慈善的姚英子深知，数据统计在实际工作中有多么关键。她一直以来最头痛的，就是无法掌握上海城厢的孕产妇数量，只能凭经验去估。这个分区制度，姚英子一眼便看出其重要价值，倘若对管区内每一位居民的状况都了若指掌，做决策时便可事倍功半。

其他类似的精妙设计还有颇多，诸如三级医疗制、区域内摊贩检疫制、公共厕所专管等等，姚英子简直看得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