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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一九三二年一月（第2页）

项松茂与方三响来往不多，不过两人都与姚英子相熟。之前红会医疗官司的事，还是拜项松茂的提点，才发现了洛恩斯牌祛热药剂的猫腻。有了这一层关系，两人也不多做寒暄，当即跨上两辆悬着“五洲药房”铁牌的自行车，匆匆上路。

颜福庆望着他们离开，眼神中的忧色不减。他们这一次是深入日本人的地盘，很多事情难以用常理揣度。但此时他要做的事情太多，无暇伤春悲秋，只得转身默默登上汽车，前往下一个地点。

项松茂曾有个创举。病人在医院开得处方之后，无须亲自到药房买药，只消一个电话，伙计便骑着自行车把药品送至家里，取走处方笺与药费，十分便当。因此五洲药房各处都常备着几辆送药自行车。

方三响和项松茂骑的便是这种，两个人穿过弄堂，横跨街道，不一会儿便通过苏州河上的垃圾桥，来到闸北地界。

因为美国介入调停，双方今天暂时达成了停火协议，各自都在紧锣密鼓地调兵运补，此时闸北一带的街面看起来还算平静，但路上几无行人，安静得异乎寻常。但无论是倒在路正中的灯杆、满布弹孔的店铺门墙，还是远处若隐若现的军旗，无不警示着过往市民，战争阴云远未散去。

项松茂看到前面路边歪倒着一个烟摊，那烟摊背面还有白漆刷的“姚记”二字，只是褪色斑驳。他侧头问了一句：“姚小姐最近可好？”

方三响在后头紧跟着：“她一直在吴淞那边做事，那边有炮台，比市区还安全些。”项松茂宽慰地点点头：“唉，她这几年在吴淞做的事情，着实令人钦佩啊。我看去年的统计数字，新生儿死亡率居然下降了足足一半，可见是下了大功夫的。”

“她经常念叨，得感谢五洲药房定期捐赠药棉、甘油、消毒液和牛痘苗等物资，否则也难以维持。”

“我们只是捐了点药，哪像她，真的把家产都捐光了。”项松茂说到这里，抬头望向湛蓝的天空，露出一丝感怀。

“我每次在报纸上看到她，就想起在汉口时的事。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却已经敢去闯北洋军的军营，我当时就知道，这是个了不起的奇女子。一转眼，已经二十一年过去，她先是办讲习所、济良所，然后捐家产、赴吴淞，在那种偏僻地方一待就是四年，一步一桩功德，不愧是我们宁波小娘。”

“她也常说起来，那时您发愿说要研发中国自己的药品，不再受制于洋人。这些年做下来，五洲药房的成绩有目共睹，我们总医院每次采购到物美价廉的国产药品，曹主任可不知多高兴呢。”

项松茂哈哈一笑，旋即摇起头来：“个人的些许进步，却抵不过大势所趋。中国的药厂，还是只有那么几个，还是只能生产一些低端药物，更不要说研发新药了。最近这几年，进口药品的比例较之清末有所下降，可销售额高出数倍。比如可以预防花柳病的度白落生药膏，只有德国柏林药厂可以生产，到岸价一支就要五块大洋，全上海的长三都来买，这得多少钱？”

“这个总要慢慢来的。”

项松茂叹道：“人家是集团作战，大学有研发力量，银行家有金融扶持，政府有奖励政策，企业之间也会组成各种卡特尔，一门心思往国际市场推。而我们呢？我跟政府提过好几次计划，想要振兴国药，人家当官的说什么？海外那么多好药都吃不过来，何必自找麻烦？嘿嘿。”

一说起国事，项松茂便有满腹的牢骚要发。

“我原来一直认为，实业不仅可以致富，还可以救国，所以这些年来，孜孜不倦地在制药方面下功夫，结果热脸去贴冷屁股。结果现在好了，中日一开战，各种物资都进不来，倘若咱们自己的药厂再多个三倍，何至于现在用药如此窘迫？”

“项总经理，那你为什么还能继续做下去？”方三响忽然发问。

项松茂微微扬起下巴：“方医生一定知道，我们厂研发过一种药剂，叫作人造自来血。”

“啊，我记得它曾得了美国世界博览会的银奖。”方三响对它很了解，那是一种治疗贫血的营养补剂，乃是五洲药房的拳头产品。

“不，我得意的不在于得了国际大奖。”项松茂道，“而是我有一次去长沙出差，看到在坡子街尽头一户穷苦的篾匠家里，一个半大的孩子正坐在门口，捧着一瓶人造自来血在喝。我一见是自家产品，便好奇地过去问，才知道这孩子天生贫血得厉害，可国外的补血药太贵了，一瓶在长沙的落地价格要四元三角，根本不是一个篾匠能负担的。幸亏他们发现五洲药房出品了人造自来血，小瓶只要一元两角，家里勉强负担得起，这孩子才能熬过来。”

方三响闻之微微动容。他儿子方钟英今年已经四岁，所以他能体会到长沙那孩子的父母的心情。

“我那一次，忽然发现我办药厂真正的意义所在了。中国太大了，也太穷了。我的药自然不如国外的好，但胜在本土生产，价格低廉，可以让最苦最穷的老百姓也吃得起药。同样是卖，比起一款只有富人们消费得起的高级药，我宁可生产十款几元几角的廉价药。不去关心最贫苦的老百姓，算什么大医？你说我做事的动力是什么，就是病者有其药。”

方三响没有回应，而是陷入沉思。一种一直萦绕在心中的模糊的想法，似乎被这一席话触动，快要凝结成形。

他们边走边聊，通过一处被十九路军封锁的路口。那些士兵都很年轻，嘴边挂着淡淡的绒毛，见有人来了，便持枪喝令停下。项松茂带着笑容下了自行车，手里拿出几包烟来。

这些士兵经过二十九日一天激战，浑身都被硝烟笼罩，疲惫不堪，一见有香烟提神，无不大喜。项松茂要拿出打火机，士兵们却摆摆手表示不用。路边斜躺着一架仍在燃烧的马车残骸，他们笑嘻嘻地蹲下身子，拿烟卷凑过去，就着残火点燃。

项松茂问他们目前还缺什么伤药，一个小兵说，不缺药品，最缺的还是重武器。日本人的火力太猛了，又是飞机又是铁甲车，凭几条步枪根本挡不住。

“有了重武器，根本不需要药品；没有重武器，也用不着药品了。”有人说了句残酷的俏皮话，惹得大家一阵哄笑。只有项松茂和方三响没笑。

“那日本人等一下又打过来，你们怎么办？”项松茂问。

“听长官命令，坚守到底。”小兵叼着烟，稚气十足，却杀气十足，“都欺负到咱们家门口了，横竖不能让小日本舒服了。”

从封锁线离开，方三响问项松茂：“听口气，您认识他们？”项松茂道：“这十九路军刚调来上海，之前他们一直在江西剿匪。我去江西采办原料时，曾经遇到过这支军队。”

“江西？剿匪？”方三响一怔。这两个词凑在一起，可是不寻常。江西闹的是赤匪，这几年报纸上一直在说政府围剿，可似乎从来没什么成果。之前农跃鳞就是投奔了那边，可惜后来断了联系，也不知他什么情况。

“你不知道。我在江西看到这些小兵，个个眼神都很麻木，很漠然，感觉像是在执行一项与自己无关的任务，应付差事罢了，个别的还会勒索过往客商。可现在同样一拨人，精气神完全不一样。”

“因为打的敌人不一样？”方三响敏锐地觉察出，说道。

“正是如此。十九路军是国内头一等的精锐，你瞧，他们剿匪与抗倭的精神状态截然不同。为什么？因为打日本人，他们知道打的是谁，为谁而战。”项松茂说到这里，右手按住礼帽，难得抱怨道，“政府天天说什么‘攘外必先安内’，这个账都算不明白。日本人都骑到脖子上来了，还左一口‘绥靖’右一句‘亲善’，到头来，还得让颜院长和我们这些人组织自救。”

两人正说着，忽然看到数辆悬挂红十字标志的救护车从远处虬江路开过来。车队看到方三响佩戴的袖标，主动停下来，一个穿着黑袍、挂着十字架的法国人从车上走下来，这人身材颀长，可惜只有一条左臂，冲方三响用力挥动着。

方三响认出他是饶家驹，是一个法国神父。早年间饶家驹在徐汇公学任教，带着学生去佘山放烟火，结果不慎被扎伤，被紧急送到红会总医院。当时实施急救的，就是方三响。虽然饶家驹的右臂最终没保住，但两人因此结识，还加入了红会。

近日闸北开战，造成许多难民流离失所。饶家驹自告奋勇，趁两军停战之时，带着几辆救护车冲入闸北，让受困难民往安全区撤。

方三响朝车队后头望了一眼，这几辆救护车里，塞满了衣衫褴褛的老弱妇孺。有半大的孩子趴在车窗边，有一脸愁容的女子闭目不知所措，也有满脸皱纹的老者，手还紧紧抓着包裹。他们原本的生活贫困，但至少安定，不过朝夕之间，骤成难民，很多人还是一脸懵懂。

饶家驹问方三响去哪里，方三响说去吴淞路那边去救一批平民。饶家驹看看左右，用熟练的汉语提醒道：“你要小心，日本人不是太讲规矩。”方三响心中一沉，饶家驹这么说，必然是经历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