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连忙摇头,“不行,我连石峡遗址发掘都没有参与,不合适写这个文章。”
不曾想朱先生坚持,“没事,我来给你当指导老师。”
苏亦还是摇头,“不合适,这些都不是我的成果。”
“可是你却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这个见解,我跟杨师兄也非常认同。”
苏亦只能弱弱地说道,“朱老师,我真的不合适,我研究的是佛教考古,对史前考古不擅长,也没有参加石峡遗址的发掘。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说,我都不合适。”
最终还是杨先生说,“行吧,文章让你朱老师来写,到时候,给你第二作者的署名,这个没有问题吧。”
朱先生说,“我没意见。”
苏亦也连忙表态,“我也没意见。”
于是,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对于这一幕,曹子钧跟沈明俩人也见怪不怪了。
尤其是沈明,他跟苏亦相处这段时间,更加夸张的事情都见过,更别说,跟朱先生合作写文章这种小事了。
唯一让他感慨的就是苏亦小子,还知道谦虚了。
……
学界普遍认为,田野考古包括调查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三个阶段。
考古发掘部分,肯定是要从布方开始,包括辨认土色,划分堆积单位,清理遗迹,提取遗物,记录发掘等;
资料整理部分,从清洗、拼对、粘接陶片开始,包括修复器物,核对文字、图纸、影像记录,挑选标本,制作卡片等;
至于报告编写部分,主要是从器物排队开始,包括遗存分类,认识遗存的年代和文化性质,复原考古遗存反映的古代社会等。
石峡遗址的发掘,苏亦没机会参与,就不说了。
资料整理,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发掘工作站,另外一部分则是库房整理。
如果人数足够多,发掘跟资料整理是可以同步进行的,没有时间限制,而且越早弄出来越好。
发掘报告编写,是在资料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可以跟资料整理同步进行,前者是后者的准备工作。
然而,考古发掘跟发掘报告是没法同步进行的,实际条件不允许。
之前在苏亦参与编写河宕遗址发掘报告,也是在杨式挺做好资料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的。不然,想要搞器物排队,根本就有条件。
那么发掘报告,为啥要搞器物排队,这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大特色。
说的直白点,就是历史的选择。
苏秉琦的类型学,甚至比夏鼐先生所秉持的“史语所传统”的科学考古学派更加符合当下中国的国情,更加获得社会各界的接受,这个问题,有点大,一时半会儿也论述不清楚,暂且不表。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考古报告晦涩难懂,很正常,就算是学历史的,没有参加过考古发掘,不知考古遗存如何保存下来的,更不知田野考古工作者是如何揭示和提取考古遗存的,自然也就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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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他们也没有机会参与考古资料的整理,不知考古资料是怎样规整梳理的,对于他们来说,密密麻麻的器物文字,只会让他们眼花缭乱。
此外,没有编写过考古发掘报告,就不会知道考古资料是按照何种逻辑来编写的。
看不懂考古报告,也很正常。
别说学历史的,就算是专门从事考古学研究的人也时常有类似的抱怨,看不懂发掘报告的大有人在。
只要下够了功夫,不看发掘报告,也是可以从事考古学相关研究的,比如研究考古学史,研究文物学,这类从业者也不需要参与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
然而,对于一个考古学家来说,只有经过了调查发掘、资料整理、完成报告、论文写作四个过程,才可能成为一流的考古学家。
四个环节,缺一不可。
对于石峡遗址来说,他没机会参与发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此,一些关键性的文章,他不合适写,写了,没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