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事繁忙,兼以对郭攸之、陈祗这两名内朝外放地方官的信任,丞相次日便启程西归长安。
姜维则在前一夜便持丞相手令,协调临晋驿马,往冯翊、扶风各县负责收买鸡鸭家禽事。
在丞相亲自视察临晋蝗情并发出教令后,整个左冯翊的官僚体系极其高效地动员了起来。
教令一级级下达,从左冯翊郭攸之到临晋令陈祗,再到各农庄典农官与庄内耆老,无人懈怠。
因为在度过上个严冬之后,农庄这种百姓聚居、层级简单、直接对接朝廷典农官的新兴组织,已经证明了它的抗风险能力。
去岁冬月,关中寒凶风饕,积雪盈尺,一如往年,若在过往时候,这等酷寒对于刚经历了关中大战,家无余粮、屋无完瓦,甚至连壮丁都尽死于战事里的贫苦黎庶而言,不啻于又一道鬼门关。
但就是这么一个严冬,就是这般困窘的关中,卖儿鬻女、冻毙屋内道旁,乃至饥民相食的人间惨剧,临晋几个农庄竟无一例发生,令得整个冯翊乃至长安都瞠目结舌。
秋收后,按照『什二』税法将税粮上缴朝廷后,农庄百姓剩余的粮食并未完全分到各户,而是由朝廷的典农官与庄内公推的耆老协商,预留出一小部分作为『庄仓』储备。
这『庄仓』的储粮,用途明确。
一是用于应对未来青黄不接时的粮种借贷。
二是作为庄内公共劳动的酬劳,譬如参与兴修庄内水利、整饬庄内道路的庄户,便能吃上一顿『庄食』。
最重要的,便是作为头年越冬的应急储备。
当大雪封山,庄户难以外出觅食,借贷更无门路时,庄仓便发挥了作用。
由于组织扁平化,百姓聚居化,自蜀中带着一身抱负北来的年轻典农官们,对庄内百姓几乎知根知底,他们根据庄内各户实际情况,定量从庄仓发放些微救济粮。
虽不能让人饱食,但一碗稀粥,几块混了豆渣的饼子,便足以吊住性命,让原本可能倒毙于寒冬的鳏寡孤独活下来。
那位上报蝗灾事的刘老汉亲眼所见。
邻里一个因关中战事失去所有男丁劳力的寡妇,带着三个幼子,去年严冬本该熬不过去。
然而靠着庄里发放的救济粮与庄内邻里偶尔接济的粮米柴火,一家四口竟都熬到了开春。
非止如此。
贫苦百姓之家,往往不只缺粮,还缺御寒、煮饭的柴火,修补房屋的木料,甚至是一床半床可堪御寒的破旧被褥。
农庄再次发挥了集体的力量。
入冬前,官府便组织各庄青壮集体到临晋以北八十余里外的梁山砍伐柴火。
由于彼时北面梁山山贼肆虐,百姓不敢上山砍柴,陈祗直接联合魏昌安排了八百戍卒上山威慑山贼,砍来的柴火,庄内按户分配,确保每家都有基本取暖之物。
对于房屋破败难以御寒的人家,庄内还组织青壮劳力帮忙修补,材料由庄内各家凑集。
谁家缺衣少被,只要情况属实,庄内耆老出面,稍富裕些的庄户也往往愿意在集体氛围下施以援手,至少借出一两件用不上的旧衣御寒是可以做到的。
农庄救济制度并非纯粹的施舍。
冬日农闲,庄内并非无事可做。
在陈祗、郭攸之的规划下,各农庄利用冬闲无事的时节,组织庄户进行公共建设。
或是疏浚农庄附近的沟渠,为来年春灌做准备。
或是修缮连接各庄、通往官道的道路。
又或是集中庄户,学习相府颁下的新式农具的使用及积肥之法、代田轮作之法。
参与公共劳动的庄户,便能吃上一顿『庄食』。
这便是以工代赈。
既养活了百姓,又避免了庄户坐吃山空,保持了劳动习惯,还能使农庄本身的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得到一定的改善,为来年农事打下更好基础,形成良性循环。
那些参与劳动的庄户,不仅靠劳动挣到了一口冬粮,也因自身对农庄未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对农庄更具了一份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