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举秀才、孝廉,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善政,但发展到现在,已全被地方豪族把持,成为了各方利益交换的工具,完全不能确保官员才德与朝廷意志相统一。
大汉如今虽也举茂才、孝廉,但已经不再是人才选举,而更多是一种荣誉,许多已在为官为吏时有了政绩且德行操守皆美的官吏,才会被赐以孝廉的名头。
茂才、孝廉既已无法满足大汉这个正在强势崛起的政权对人才的强烈需求,那么建立一套更高效、公平且贴近实务的人才培养、选拔体系,便成了大势所趋。
事实上,灵帝有过尝试,建立了所谓『鸿都门学』。
然而鸿都门学的改革太过激烈,被引入门学之人,竟直接便能染指相当于宰辅的侍中之职,最终在门阀的刻意引导下,激起了天下儒生的愤怒与剧烈反抗,进而失败。
灵帝痛定思痛,转向捣鼓『熹平石经』。此举成功拉拢了基数广大而求学无门的寒素之士,及极度渴望知识改变命运的豪族,使得失去了天下士人拱卫的门阀败下一阵。
曹丕建立『五经课试法』,同样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为代汉称帝,他都已向那群劝进称帝的世家大族妥协了所谓『九品中正制』,再不甘又能如何?只能勉强挣扎一下罢了。
他不是不知道所谓两年通一经,考一试,需苦读十年的太学生来说根本看不到出路,但这已经是曹魏三公大臣点头的结果。
所以说,想打破旧有秩序,最大的掣肘便是旧有制度下的既得利益群体。
举孝廉、九品中正制的既得利益群体不言自明。
而天下大乱,旧有秩序同样走向混乱,正是重建新秩序的千载难逢之机,错过了便没有了。
光武建立的后汉,便因他是由豪强公选出来的『天下共主』,没能解决前汉所积两百年之弊,导致统一后不得不强化『君权神授』的概念以维持统治。
曹魏禅代,得到了大汉天命与九州之地,却也全盘接受了前后两汉所积四百年之弊。
兼并了大量土地、人口的豪族,在后汉演化为学阀世家,学阀世家又在曹魏演化为门阀。
世家门阀很强大,曹魏在世家门阀的拥护下,也很强大,这对于季汉而言,是挑战也是机遇。
现在的大汉或许有世家。
但居于高位,掌握实权的官僚,几乎无人出身门阀世家,更没有形成门阀利益共同体,如此一来,在这么一片废墟上重建新秩序的难度,远比曹魏小得多。
所谓『府兵制』,『农庄制』得以试行,甚至于眼下轰轰烈烈的冯翊扫蝗得以贯彻,全都因大汉上位掌权者全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理想奋斗,没有来自世家大族的掣肘与内耗。
『太学』亦然。
在决定设立太学以后,刘禅与丞相共同参详,并没有直接恢复两汉旧有的太学制度,而是仿效曹魏『五经课试法』,创立了更精密、更务实的『三舍法』,太学亦非从前只学儒家经典的太学。
太学如今分为四个学科。
儒学,算学,工学,农学。
明面上最重要、最根本的仍是儒学无疑。
其他几门学科,相当于挂在太学名下的杂学。
但实际上,大汉招募儒学博士的同时,大量向民间招募精通算学、工学、农学的士人、百姓,通过赏赐与待遇上的尊崇,让这些精通杂学之士将知识与经验传授、总结成书,甚至直接成为讲师。
至于配套的『三舍法』,便是为了更快地为大汉培养出有一定实务能力的官吏。
所谓『三舍法』,便是三种斋舍的意思,太学生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级。
外舍为初级,员额便是第一批太学生三千余人。
内舍为中级,员额三百。
上舍为高级,员额六十。
相当于外门弟子、内门弟子与亲传弟子的区别。
太学生按『斋』管理,每斋约三十人。
由于长安不像洛阳,被董卓付之一炬,有不少空出来的屋宅,于是实行寄宿制。
来自四面八方的太学生平日到太学上课,回到斋舍后,便与同斋生一起研究、自习。
太学会在春三月与秋九月组织两次考核,进行升舍公试。
『升舍』即为三舍法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