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我将为我的民族拿下诺贝尔奖
在国际上,1989年要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世界的巨大动荡,对他这种文学家而言恰恰是宝贵的机会。
目前,诺奖评选主要看两者:一种是彻底的纯文学,这条路子对小语种作家不利,不容易走成功。因为纯文学的精妙,一旦经过了翻译,那种韵味立刻要大打折扣。
在西方,最知名的中国诗人并不是李白、杜甫,而是一个中国人相对陌生的人,唐代僧人寒山。
此人在国内籍籍无名,甚至于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死亡?一概不知!
然而,寒山在西方是个大人物。他较为浅显直白的诗句,反而使得翻译者能较好的表达原意,于是他的诗句受到了西方人的欢迎!
另一种是宏大命题,余切恰好擅长。
最后,卡门给出她的方案:她已号召旗下所有作家,尤其是那些曾经获得过诺奖的作家们,在提名上写下余切的名字。
这是一个小技巧,可以让余切的名字出现多次。
同时,她还在接触瑞典文学院那帮老头子,她要确保当余切完成丰功伟绩的时候,这些人要履行承诺。
这让余切想到了茅盾奖评委会里面的朱生昌。
余切说:“如果出现一两个人,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投票给我们怎么办?他有他的权力,他就是不欣赏我们。由于诺奖评委会的人太少,在关键时候,每一票都可能成为具备否决权的那一票!”
卡门的答案也很简单:“那他就会永远的失去几家国际出版商的资助,而且,我有枪和子弹。实际上诺奖存在大家都知道的隐形规则,我们之间互相理解!当有人破坏规则羞辱我时,我不得不维系我自己的名誉。”
怪不得拉美出了那么多诺奖文豪?
原来也有物理威胁的因素啊!
卡门说的当然不是枪杀诺奖评委这种事情,而是说她敢于玉石俱焚。她不会让余切像未来的村上村树一样尴尬,每年都被拿出来炒作,但从来不给他发奖。
任何一个人都能骑到村上村树头上来!摇滚歌手,女权家……被这些人在他面前拿到奖项,即便村上村树最终得偿所愿,他也几乎谈不上什么文学地位。
一个好消息是汉学家马悦然当选了瑞典文学院院士,此人研究西南官话,甚至会说川省方言。他的老婆也来自川省,是原先渝市大学校长的女儿。
在诺奖的评委会当中,马悦然是唯一一个真正懂得中国文学的人。他可以成为诺奖评委会中的楔子,达到像余切提拔路垚一样的效果。
“我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一年,我只做这一件事情。”卡门说。
10月下旬,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结果如期公布。
没有任何意外,余切拿到了头奖和三千块钱的奖金。他把奖金捐了,并且宣布“再也不参加茅盾文学奖竞选了”。
记者蜂拥而至,他们的心思仍然在前不久的诺奖评选上。他们认为,余切之所以不再参加,是因为他对诺奖的评选结果感到不公,心生退意。
这是他想要隐退的预兆。
这种想法很合理,也符合人之常情。因为余切还这么年轻,他可以让自己的职业生涯休息一段时间,世界上没有人可以预料到他反而要全力以赴。
已故的沈聪文就经历过一段这样的时光,他同时也是诺奖的被提名人之一。四五十年代,沈聪文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文学生涯,他忽然把目光转向了中国传统服饰研究,然后他竟然几十年都不再写了。
中间有过反复,沈聪文想要捡起他的事业,然而沈聪文发现他的灵气消失了,而且性格大变。
另一位被提名者钱忠书也一样。《围城》改编的电视剧在这一年播出,钱忠书创作的时候本来想写成长篇,后来成为游戏之作。
因为长期的研究会消磨作家的精力,最终使得钱忠书永远也无法回到创作的状态。
难道余切也要开始了吗?
一时间,无论是在燕大的校园电台,还是国营工厂里的职工广播,或是在南方兴起的彩色电视……读者以各种渠道关注余切的回应。
余切借助这次采访公开道:“茅盾奖原则上不颁发给已获奖的作家,我打破了这个惯例,但我不应当再有第三次了!”
采访余切的是《光明报》的梁恒。他是当时的著名记者,生平的新闻以改开时期的重大社会事件为主。他之所以要采访余切,是因为他认为“余切的回答”可以成为八十年代的重大事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