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砍了这么多人的脑袋,景德府上空弥漫着血腥的味道。
杀人只是一个方面,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加大对宗教的限制。
朝廷已经明确,新六省施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作出了具体的规定,现在就是要落实这些规定;但同时,此前出了教案的庙宇被捣毁,不到十六岁的僧侣全部遣散回家。
可以想见婆罗门们的愤怒——他们世代掌握神权,占卜祸福,垄断文化和报道农时季节,现在居然不满年龄要送回家,这是来搞笑的吗?那些新来的家伙是抢饭碗的吗?
围观的群众也很不淡定——不让尊神啊,惹怒了神灵,这是要被报复的。
但是沐琮的口气很平淡:“这是朝廷的旨意。”
朝廷是什么?咱们只敬奉神灵!
沐琮依旧波澜不惊:“以后你们的三大神也要守朝廷的规矩。”
婆罗门们自然是不肯的,这是废话。种姓制度源于印度教在后期吠陀时代形成,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不管是哪个民族的征服者征服了这里,从来没有动摇过婆罗门的地位,哈里发都拿种姓制度没辙。
现在明朝的总督幻想改变一切,做梦呢!
沐琮没有做梦,他很清醒。
思想的改造注定是长期的、漫长的,但行为却是可以矫正的。我不管你怎么想,规矩已经定下来了,哪些不能做也明确了;你只要老老实实的,我不拿你怎么样;但一旦敢作奸犯科,就别怪我翻脸。别说人多,我就不信刀子砍人的速度会比不过十月怀胎的速度。
这是沐琮的想法,也是三司衙门的共同想法。
此前原杰等人有过犹豫:“这样重刑是不是太过分了?要不只将首恶处斩,其他人判处杖责或者流放?——太后之所以与民约法三章,正是仿效当年汉高祖宽禁省刑的故事。如今我们刚用武力占据景泰省,还没有垂恩德于地方,便先滥用权威,强加压制,这是否得当呢?我以为应该以教化为先,刑少禁缓,以争取地方人士对我们的支持和信心。”
秦紘认为:“这里旧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不能一味以仁义感召,而更应当树立国法和朝廷的威严,必要的时候,矫枉可以过正。”
杨继宗也认为:“仁者爱人,义者政理,爱人以除残为务,政理以去乱为心。僧侣豪强专权自恣,以致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如果顺从他们乃至纵容他们,他们不会感恩戴德,只会认为理所应当,甚至轻慢无礼。当此之际,必须明正典刑,方能开万世之太平。”
沐琮点头:“乱世重宽容,驰世用重典。当年诸葛亮治蜀,威之以法,让法令行于此后,人们才能知道什么是恩德;限制爵位,爵加之后,人们才能感受到爵位的尊荣;刑法和恩赐相辅而行,上下程序正常,政治才能清明。如今的景泰省比起当日的西蜀,情形更加复杂。百姓只知道有神灵,而不知道由朝廷;只是敬畏婆罗门,而不懂得敬畏律法。法令不彰,造成特权横行,百姓反受其苦,因此必须用严刑峻法来整顿整个社会的行为,以树立朝廷的权威。”
他取笔在纸上写下两行字,那是汪太后在建极六年赐给成都武侯祠的。
而今,他们也必须以这样的态度和决心肃清一切反对分子。
原杰呼了口气,算是认了,只是还是觉得:“就怕僧侣们煽动百姓,反抗朝廷。”
沐琮知道,这注定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行程。如果选择和和尚们合作,明朝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坐稳这大好河山;但如果要想以夏变夷,就要付出十倍乃至百倍的艰辛,不仅可能折损人马、丧失民心,甚至可能前功尽弃。
但没有选择,否则今天坐稳了江山,二十年后将士们适应了这里,要想改变就更不可能了;更何况,三司衙门和邻近省份的财政用度,还指着景泰省。
而婆罗门占据全省绝大多数的财富,他们不放血,朝廷的统治就难以为继。
想想三武一宗,没有选择。
接下来的日子,整个恒河流域的空气都紧张起来,作奸犯科的人员相继被治罪,不符合年龄的僧侣被遣散回乡,僧侣们还在绝食,种姓内部依然隔阂。
甚至有人为了挑衅,相约杀死了妻子后前来官府认罪,甚至带着一家子来,杨继宗很爽快的成全了他们。
但是看着这些静坐绝食和自己求死的一波一波接着上来,哪怕是刽子手,也有点发软——他妈的在国内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