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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和钟（第2页）

因此，建极二年冬，和群臣商量重新铸造编钟。

但群臣普遍反对。

商辂就出班进谏：“铸大钟与铸大钱，都不利于积聚民财，反而会绝民资而鲜其继，造成民离财匮，世政不和。”

他提到了春秋时期周景王姬贵想造一套名叫“无射”的大型编钟，从臣子到伶官都不同意，就是因为耗费太大，国库承担不起；最后虽然勉强铸好，赶上周景王去世，就被说成是因为铸钟闹的。

汪舜华当然知道，编钟不是那么好铸造的，这东西流行于商周时期，随着青铜时代的落幕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首先用料是黄铜甚至黄金，造价很高，不是盛世根本就不要想。虽然周景王时期王室威望一落千丈，逼得他老人家常向诸侯打秋风，为此还留下了个“数典忘祖”的典故，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能让府库空虚，可想而知真是烧钱。

而且技术要求很高，本来就是贵族圈子的游戏，随着战争和饥荒，工匠死去，技术失传，自然很难复制。汪舜华想要复制曾侯乙的传奇，群臣不知道这事，只是认为太宗已经铸造了编钟，如果没有大的突破，就不必另外再弄一套。

尤其接着就是改革，朝廷根本没有精力弄这事。

直到建极六年改革初步达到成果，至少官员不用跑地方督工可以留在北京研究、朝廷也有余钱，这件事才真正被提上议事日程。

太常寺卿夏衡，堪称书画大家，对音韵也有研究，但编钟制造也是头一遭；工部尚书白圭，一边忙着修北京外城，一边还得忙这事。两人会同精通音律的专家仔细商量，又把《考工记》等专业书籍翻出来，做成图纸，呈请太后审阅。

哪知汪舜华看了就说不行。她见过复制品，也看过专题片，曾侯乙编钟的奥秘就是它是合瓦式的，也就是两个小半圆合成，而不是正圆形或者椭圆形；另外就是加的微量金属比例，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周礼·考工记》有载：“金有六齐（剂），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也就是说编钟剂量铜6锡1，比例高了低了都不行。此外还需要精细的磨砺。接着翻书，《梦溪笔谈》有载“古乐钟皆扁，如合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扁钟发声短促，无延长音，圆钟有较长的延长音，在快速旋律中，各种频率的音会相互叠加而不成音律。

搞清楚了这个原理，实验仍然是漫长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湖北省动用国内最顶尖的专家、最尖端的设备，花费5年时间，耗资百万元才复制出3套，可想而知其中的艰难。

而现在，专家们以前的经验用处有限，先进的检测设备完全没有，一切只能靠摸索。

直到次年底，弋阳王二度进京，听说了这事，奏请过来观看。

老朱家的基因很强大，或者说宁王系家传渊源，弋阳王的哥哥宁王就是音乐奇才，他自己也精通乐律。弄清了原理后，又经过反复试验、反复磋磨，终于在建极九年秋天，做出了第一个符合要求的双音钟。

汪舜华知道双音钟研究成功，很是高兴，让他们带进宫来，亲自试了，非常满意；看了图纸，更是高兴，下令接着铸造，要做成一套音律齐全、气势宏伟的编钟。

万事开头难，头开好了，后面的事情就顺利多了。经过前后十八年的努力，终于在今年十月，做出了全套编钟。一共37件，按大小和音高为序编成7组悬挂在3层钟架上。最上层2组12件钮钟，中下两层5组共14件甬钟，外加1枚镈钟。钟架为铜木结构，横梁木质，绘饰以漆，横梁两端有雕饰龙纹的青铜套。中下层横梁各有佩剑铜人，以头、手托顶梁架，中部还有铜柱加固；编钟上同样用错金铭文标注音律。

编钟是乐器，更是礼器。按照周礼，天子的编钟乐悬是“宫悬”，也就是四面悬；诸侯的编钟是三面的“轩悬”。曾侯乙虽然使用了九鼎八簋，但在编钟使用上并没有僭越，老老实实的轩悬，只是把两面拉直做成曲尺形而已；皇帝是天子，理所应当的使用宫悬。

这时候的工部尚书已经是王复。他知道编钟的地位和意义，并不敢丝毫怠慢。汪舜华知道全套编钟铸成，很是高兴，让人搬进宫里。

汪舜华还在感叹刚铸成的编钟真的是光华夺目，皇帝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如此庄重肃穆，精美壮观——这才是真正的皇家气度！这才是泱泱中华的风范！

没有成功复制出全套曾侯乙编钟，汪舜华的心里很是遗憾；但君臣不会这样想，因为这已经超出预计太多了，尤其全套双音钟，不仅极大地节省了人力物力，也代表着明朝冶炼水平达到新的高度。

听着编钟悠悠然然、清清灵灵的声音，皇帝身心顿爽，陡生一种无来无往，独步天地，溶入上苍的神异之感；尤其是编钟和编磬一起奏响，形成“金声玉振”的宏大效果，让君臣通体舒泰。

皇帝大喜过望，赐名“和钟”，并赐铭文：天高高，海滔滔，国泰民康，万年永保。弋阳王拿到了世袭罔替的资格，参与编钟铸造的官员工匠也受到了奖赏。

听着这恢弘庄重的曲调，文臣们默默颔首：这才是华夏正音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