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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日瓦戈医生 为什么第二次相见才敢毫无顾忌地抓住爱（第2页）

舅舅带着日瓦戈从伏尔加河畔的小城去了首都圣彼得堡，后来又送日瓦戈寄住在好朋友、著名的化学家格罗麦科教授莫斯科的家中，然后自己一人去乡野读书和写作去了。格罗麦科教授家里有个名叫冬妮娅的女儿，年龄比日瓦戈小一点儿，这个小女孩的出现，让我们豁然明白，这部小说让日瓦戈在俄罗斯走来走去，真正的目的地就是格罗麦科教授家，就是要让日瓦戈与冬妮娅会合，让主人公遇上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之一。读到这里，读者不难感觉到青梅竹马的氛围，一种美好的期待悄然而生，同时也有些悬念：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这一对年轻人会如期获得人生的幸福吗？

初看起来，一切都顺理成章。日瓦戈和冬妮娅在格罗麦科教授家里一起成长，后来日瓦戈选了医学专业，冬妮娅选了法律专业。两个年轻人如兄妹一样，感情水乳交融。冬妮娅的妈妈安娜·伊万诺芙娜最大的心愿，就是这两个年轻人结为夫妻。“她一面咳嗽，一面把这两个年轻人挨在一起的手抓在自己的手里，让他们的两只手在一起紧紧贴了好一阵子。然后，安娜·伊万诺芙娜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和呼吸说：‘如果我死了，你们不要分开。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儿。你们结婚吧。这是我对你们说的话。’她说完这一句，就哭了起来。”

不但冬妮娅的父母期待这对年轻人成家，过上平淡幸福的生活，日瓦戈自己对生活的选择，也是中规中矩。他走的是一条非常理性的人生道路，高中毕业后选择医学，就正是他这种选择的体现。他喜欢艺术，喜欢历史，喜欢写作。他中学时就写散文，甚至还写过一本传记。他想把自己平时所看到的、所想到的东西都写到他的文字里。但是日瓦戈觉得自己太年轻了，写不好这么丰富的社会，无法写成一本深刻而厚重的书。所以他开始写诗。“他之所以敢于写诗，是因为觉得自己的诗有热烈的感情和独特性。他认为这两个特点，即热烈的感情和独特性，是艺术的现实性的标志，而缺乏现实性的艺术，全是空洞无物的，是无益的。”为了追求现实性，他在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去攻读艺术专业。“不管他多么喜欢艺术和历史，他在选择终生事业时却没有多加考虑。他认为，不能把艺术当作事业，正如不能把天生的乐观和多愁善感当作职业一样。他对物理学和生物学很感兴趣，并且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应当从事一种对社会有益的职业，所以他选择了医学。”按照日瓦戈这种“现实性”法则，他“正常”地与冬妮娅结婚，也是完全符合他的人生逻辑的。冬妮娅不但代表着青梅竹马的美好，也象征着上层社会高贵女子的温馨品格。冬妮娅从小就是他的玩伴，给了他人性的暖光，融化了日瓦戈潜意识中的孤独，也使他认可了冬妮娅代表的这个社会。有了冬妮娅，年轻的日瓦戈遗忘了自己的孤儿身份，快乐地与上流阶层漫步同行，欣于所遇，乐天知命。

日瓦戈的这种感觉实际上是很表面的，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存在。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最大的危险是不知道自己的内心矛盾。日瓦戈觉得自己选择了一个很扎实的职业，还要和一个美丽的上层女子结婚，多么美满。他并不明白，自己是一个双重身份的人，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都是寄人篱下的流浪儿，仅仅只是过得很体面而已。他潜意识中的创伤需要在成长中愈合，需要在精神的奋斗中伸展内心坚韧的枝叶。而他现在的快乐生活，本质上是别人给与的，他的幸福婚姻，并没有经历过筚路蓝缕的探寻，缺乏坚实的精神内核。如果日瓦戈所处的生存环境是个稳定的、常态的社会，他的未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他作为一个医生，会和现实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越来越稳固的专业关系，他和冬妮娅的爱情婚姻也会恩恩爱爱，沿着平滑的年轮循序渐进地走下去。如果是这样，日瓦戈身上另一种更重要的潜质——诗人气质就永远不会爆发，他不过是活成了一个标准的绅士。但历史不允许他这样活下去，很快读者将看到，大动荡的社会革命打碎了他的所有预期，在残酷的历史暴力中，他没有任何可能安稳地当一个医生，革命的铁锤，将他的生命急速地打造成了一首悲凉的诗。

日瓦戈和冬妮娅婚姻的另一个空白，是他们没有一段真正的恋爱过程。

整个小说里边并没有写日瓦戈和冬妮娅是如何热烈相爱的，更没有浪漫的表白、深情的斗气、为爱的猜忌、抒情的出游……一切都像水到渠成，结婚了，生孩子了，合理性贯穿在每一步中。冬妮娅似乎为标准而生，具有好女人的全方位品质，善良、温柔、体贴、宽容、勤劳……极度完美。但这里面埋藏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优渥家庭里面长大的冬妮娅，没有经历过日瓦戈那飘摇的童年，没有体会过冰凉的孤独，没有走过冰天雪地的无助，两个人的心理世界，在基础部分有巨大的差异。这样的差异鲜明地体现在日瓦戈对待尸体的感觉上，他能够在尸体的冰凉中看到死亡之美，书里这么写：

在日瓦戈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学期他整天在大学的地下室里学习解剖尸体。他顺着弯弯的阶梯走下地下室。解剖室里有许多头发蓬乱的大学生，有的站成一堆，有的单独站着。有些人把许多骨头摆在身边，翻着破烂的教科书，死记硬背；有些人一声不响地在角落里解剖着尸体；还有一些人在说笑打诨，追赶停尸间的石头地上一群一群跑着的老鼠。在黑乎乎的停尸间里，有许多白白的尸体像磷光一样隐隐闪着亮光，有不明原因的死者，有不明身份的自杀的年轻女子，有保存完好的溺水女子。因为注射了明矾，他们都显得年轻而丰润。把尸体剖开，切开，做成标本，不论切得多么碎，人体的美依然如故，所以，在把一具完整的美人鱼般的尸体粗暴地摔向镀锌的解剖台时，会感到美得令人吃惊，等到把胳膊或骨头切下来时，依然会感到美得惊人。地下室里充满了福尔马林和碳酸的气味，充满了神秘感，所有这些僵直了的尸体的不明的命运是神秘的，生命本身是神秘的，就像回家或者来到自己的大本营里一样，来到这地下室里的死亡本身也是神秘的。

这一段描写表现了日瓦戈的深层意识，他在“尸体”这个生命的终结点看到了神秘之美。他在父母的早早去世中熟悉了死亡，随后自己的命运被抛入虚空和未知。他后来尽管成长于富裕之家，但这只是幸运，而不是幸福。一切幸运都是单薄的，幸运背后是不可知的神秘，他的心灵深处终究是孤独的。这种深在的孤独本来可以被爱情的喷发打破，让他在灯火阑珊蓦然看见的一刹那，握住灵魂伴侣的命运之手，让眼中燃起凤凰涅槃之火。爱情往往会强力推动人的生命瞬间跃升，推动生命的关键性转折，因为爱是内外结合，是心底火山的猛烈爆发，相爱的人像钢铁融化，像春花怒放，最终实现心灵的本然。但日瓦戈没有，他获得了甜蜜，却也保留了孤独。他的生存经历既有苦难又有温暖，冬妮娅代表着温暖，却不能化解苦难。

《日瓦戈医生》的大转折出现了：俄罗斯相对的和平时期戛然而止，在1917年陷入大动乱。1917年先是“二月革命”，把沙皇打倒了，后来的“十月革命”更加猛烈，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日常生活全部变了样，整个社会都将要重组。日瓦戈作为一个医生，随着医疗队来到了前线救死扶伤，结果自己“被一阵爆炸的气浪冲倒，一粒榴霰弹把他打伤。日瓦戈倒在街心里，浑身是血，失去了知觉”。待他苏醒过来，已经躺在了野战医院。这医院十分简陋，却是决定日瓦戈一生的命运枢纽，他在这里猝不及防地遇上了真正的命中之爱：在一个“温暖的二月下旬”，日瓦戈正在看“在军邮局里积压了很久，现在一股脑儿送来的冬妮娅的很多来信”，忽然“风沙沙地吹动着信纸和报纸，传来轻轻的脚步声。日瓦戈抬起眼睛看去。走进来的是拉拉”。

这个拉拉年轻美丽，日瓦戈不是初见，但从未相识。她是一个底层的女孩，却与上流社会有暧昧的关联，在日瓦戈的眼中，拉拉是一个堕落的边缘人。若是没有战争，日瓦戈永远不会和她有什么交往，但战争把原有的秩序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也崩坏了，许多不相干的人奇怪又必然地碰到了一起，日瓦戈和拉拉，正是这样。日瓦戈知道拉拉已经结婚，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现在和安季波娃在一起工作，她是莫斯科来的一位护士，是乌拉尔人。你该记得，在你母亲去世的那个可怕的夜里，有一个姑娘在圣诞节晚会上对检察官开了一枪。后来大概她受过审讯。我记得，我那时候对你说过，我曾经在一个下等旅馆里见过这个女大学生，那时候她还是一个中学生，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我和你爸爸一起到了那个旅馆，现在不记得为什么事去的了，只记得好像是在武装暴动的时候。那个姑娘就是这个安季波娃。

冬妮娅的回信迅速而悲伤，“在这封泪痕斑斑、字迹模糊的信里，冬妮娅叫丈夫不要回莫斯科，干脆跟着那个好得不得了的护士去乌拉尔，因为他一生和她有那么多的巧遇和缘分，是她冬妮娅的平凡的一生无法相比的”。日瓦戈赶紧给她回信：“我虽然和安季波娃住在一座楼房里，可是我至今还不知道她的房间在哪儿，而且我也不想知道。”

真的不想知道吗？女人的直觉和男人的巧辩都是常见的，只有发生的事实才能证明一切——几个月之后，拉拉要离开野战医院了，日瓦戈在餐厅的一角找到了她，两个人有了一番心意起伏的对话。日瓦戈禁不住要说说“心底所有的秘密”，说说“我的妻子儿子，说说我的一生”。这些掏心窝子的话，都是面对最爱的的人才会倾泻而出，拉拉岂能不明白？日瓦戈感叹：“整个俄罗斯的屋顶掀掉了，咱们和所有的老百姓都在露天之下了。没有人管咱们了。自由了！”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活跃起来，新生了，所有的人都在变化，转变。可以说，每个人都遇到两种革命，一种是自身的，另一种是社会的”。日瓦戈的声音“忽然哆嗦起来，开始激动了”。拉拉停了一会儿熨斗，“郑重地、惊愕地看了看他”。日瓦戈开始“没头没脑地胡乱说起来”：

在万众欢腾之中，我常常遇到您神秘而忧郁的目光，那目光游移不定，好像是在遥远的地方、遥远的国度里。我多么希望我看到的不是这种目光，希望看到您脸上满意的表情，希望您满意自己的命运，丝毫无求于人。多么希望您的一位什么亲人，您的朋友或者丈夫（最好是一位军人），抓住我的手，要求我不要为您的命运担心，不必操心、过问您的事。那我就抽回我的手，再不问了……哦，我失言了！对不起，请原谅。

这深情的爱怜之言说得不能再明白了，完全“泄露了他的情感”。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表白，表白之后，日瓦戈“带着无法克制的尴尬心情站起身来，走到窗前。他背朝着房里，用手托着腮，胳膊肘撑在窗台上，用漫不经心的、视而不见的目光朝黑乎乎的花园里望着，希望镇静一下”。

表白之后，他是多么希望听到拉拉同等热情的回应，这是所有男人的愿望。但拉拉的反应却像夏天的雪花，清凉地落在日瓦戈的心里。她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啊，我就是怕这种事儿呀！多么不好的误会呀！日瓦戈，不能这样呀……”她平静地让日瓦戈去喝杯茶，“等您再回来，还是要像我已经看惯了的、我希望看到的样子。”

她和颜悦色地拒绝了日瓦戈：“我知道，这是您做得到的。就请您这样吧。”

一个星期后，拉拉就走了。她难道不爱日瓦戈吗？并非如此，她“每天值班都要在早晨和傍晚查两次病房，同日瓦戈以及同其他病房的病人交谈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她对日瓦戈很有好感，“这人真怪，真好奇。人很年轻，却很不亲热。鼻子翘翘的，不能说很漂亮。不过，从好的方面来说，他很聪明，头脑灵活，挺招人喜欢”。

但她不能爱日瓦戈，她有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曾经爱过的丈夫。更重要的是，她有伤痕累累的过去，她不想打破现在的生活。

难道日瓦戈和拉拉就此分别永不相见了？绝不！历史将告诉他们，革命和战火已经推翻了所有的常理，爱情被遍地的硝烟和死亡重新定义，它如同美丽的悲剧，变成了人间不可抛弃的最后一片树叶。在爱之下，一切禁忌都不值一提。这乱世的至理，只有在他们第二次相见时才彻底明白。

为什么拉拉在日瓦戈眼中有这么大的魅力？

上一节讲到，日瓦戈在战地医院向拉拉表白了心意，但被拒绝，一个星期之后拉拉走了。不久，日瓦戈也离开了医院，回到了莫斯科。

在回家的路上，日瓦戈心潮澎湃，两种全然不同的心绪此起彼伏，“有时缠得紧紧的，有时抖落开”。“有一种心绪想的是冬妮娅、家庭和原来十分安定的生活，那种生活充满了诗意，是亲切的、纯洁的”。而第二种心绪是新鲜的，“这种新鲜东西是另外的、完全不同的！这不是在自己心目中已经习惯了的、从旧东西中产生的那种新东西，而是不由人意、不可遏止、像迅雷一样突然的、来自现实的新东西。战争、战争的血腥气、战争的恐怖、战争的惨无人道和野蛮，都是这样的新东西。战争的考验和战争教给人们的处世秘诀，是这样的新东西。经历了战争的偏僻城镇和人，是这样的新东西。还有革命，不是1905年大学生们所想象的那种革命，而是现在的、从战争中诞生的、流血的、在所不惜的、由有经验的革命家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士兵革命，也是这样的新东西”。战争与和平，革命与承继，两种生活给人截然不同的生命感，让人的感觉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战争与革命中的美，需要更沧桑、更坚韧、更鲜艳的人性，这让日瓦戈愈发想念拉拉：“拉拉因为战争出来漂泊，过着动乱不宁的生活，毫无怨尤，很少说话，硬是不肯表露自己的痛苦，而且几乎以不表示怨尤为美，这也是新鲜的。”

为什么拉拉在日瓦戈眼中有这么大的魅力？那是因为她充满着生命的复杂和寻觅。

拉拉的妈妈基莎尔是法国后裔，但是已经俄国化了。她的丈夫是个比利时工程师，那时也去世了。法国和比利时都属于拉丁文化，热情奔放，对生活纤细敏感。南美的那些葡萄牙后裔、西班牙后裔，都是属于大的拉丁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与冷静严峻的日耳曼文化、理性规范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区别相当大。因为丈夫去世，35岁的基莎尔太太带着一儿一女，从乌拉尔地区来到莫斯科，“把儿子送进士官学校，把女儿送进女子中学”。为了不让自己的为数不多的积蓄坐吃山空，她买下了一个不大的成衣店。

而这一切都和那个害死日瓦戈父亲的科马罗夫斯基有关：“基莎尔太太这样做，是采纳了科马罗夫斯基律师的主意。科马罗夫斯基是丈夫的好友，是基莎尔太太信得过的人，也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他对俄罗斯商业界的情形了如指掌。她迁往莫斯科的事，也是在信中和他商量的。他在车站迎接他们，带他们穿过整个莫斯科城区，来到军械胡同，进了黑山公寓，住进为他们租的一套带家具的房间。”这个健壮的中年男人安顿好基莎尔一家人，“眼睛盯了拉拉一阵子，盯得拉拉脸都红了”。

基莎尔是个精神上的弱者，“胆子非常小，怕男人怕得要死。正因为怕和没有主见，她一会儿投进这个男人的怀抱，一会儿投进那个男人的怀抱”。科马罗夫斯基顺理成章地变成她的情人。这让中学生拉拉格外迷茫，在母女关系中，母亲往往就是女儿的文化模子，然而基莎尔对于拉拉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示范，女儿内心深处并不想跟随母亲的脚步，这就放大了拉拉的精神空白，她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这城市生存的苍茫。作为一个小店主的女儿，在一般意义上来说属于社会的中下层，普遍的愿望是过上更高一层的生活，况且拉拉挺漂亮，16岁的女孩儿，容颜动人，正处于女孩子好奇心丰盈的生命转折点，再向前一步，就成年了，成人社会的大门，即将打开。但是，在拉拉面前，横亘着科马罗夫斯基强壮的身影。他野心勃勃，纵横捭阖，屈伸自如，无论在什么社会浪潮中，都能审时度势，获取先机。他没有很强的专业性，却是无师自通的钻营高手，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目标明确，具备超强的社会生存力。他最大的强项是不受什么道德约束，更不受什么政治准则的规范，一切以我为准，实行彻底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这个男人特别善于应对复杂的社会变化，顺畅地对接着不同社会阶层的人。

这个通吃型的人浑身都是劲儿，肌肉发达的身板，散发着超群的男性荷尔蒙气息。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女性对于这样的男性，无论从生物性上还是社会性上，都有无形的崇拜感。拉拉明白，全家人的生活都依靠着科马罗夫斯基，她在心底里也有对他的依赖感。但这种依赖感来得太不是时候，拉拉16岁了，正处于成人化的门槛上，“拉拉学习很好，不是因为求知心切，而是为了得到奖学金，她必须成为好学生，要成为好学生，必须刻苦学习。她不光学习好，还很会做家务，常常在成衣店帮忙，替母亲跑腿。她沉静、潇洒，而且她的一切：那轻盈的举止、那身段、声音、那灰色的眼睛和金色的头发——都显得异常和谐”。除了人们看到的这些美好，她还有另外的感受，一个女孩向女人发育的身体脉动。在七月的暖风中，她“仰面躺着，两手放在脑后。……她从左肩膀头和右脚大指头，感觉出自己长大了，把被窝塞满了。肩膀和脚是这样，而其余的一切——她本身，她的心或者发育得十分匀称、急切渴求生活的身体——或多或少也是这样”。大自然赋予女性的规律，让她的每一个细胞都燃烧着莫名的渴求。

这时候的科马罗夫斯基变得异常危险，他如此之强的占有欲，随时可能打破拉拉的心理防备。机会果然来了，有一个舞会，科马罗夫斯基邀基莎尔一起去。但基莎尔身体不舒服，让拉拉代替自己去舞会。拉拉第一次来到这样的舞会，华尔兹的旋律，完全隔绝了她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拉拉整个身心都在旋转，她心想：“华尔兹真是一种疯狂的玩意儿！转呀，转呀，什么也不想。当音乐在演奏的时候，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就像小说中的生活那样。”兴奋中她愿意让科马罗夫斯基紧紧地楼抱着自己，“让别人对自己这样放肆，是出于夸耀心情，想要别人明白，自己已经是大姑娘了。她没想到科马罗夫斯基跳舞跳得这样好。他的双臂有多么灵活，搂她的腰搂得多么稳当！”就在这强烈的晕眩中，华丽的炙热氛围隔绝了所有的女性常识，她不由自主地失去了童贞。

回家的路上，“一路上她就像掉了魂似的走着，回到家里，她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家里人都睡了。她又陷入迷惘状态中。她怅然坐在母亲的梳妆台前……她成了法国小说中的那种女子，明天她还要去上学，同那些女孩子坐在一起，她们和她相比，都还是一些纯洁的小孩子呢。天啊，天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呢！”拉拉从这一天开始，走上了和其他女孩不一样的道路。

每个人在精神上都有三重性：真实的自我、感觉中的自我、理想中的自我。而此刻的拉拉，感觉中的自我是个罪人，她已经感受不到自己的美好，更不敢想象理想中的自我。她沉陷在难以自拔的精神泥潭，生活的方向一片混乱：“这真是中了邪魔呀！假如科马罗夫斯基闯进拉拉的生活，引起的只是她的厌恶的话，她会起来反抗、挣脱他的。但是事情却不这么简单。她感到得意的是，一个论年龄可以给她做父亲的头发斑白的美男子，一个常常在大会上受到鼓掌欢迎、报纸上常常报道的人，竟会为她花费金钱和时间，称她天使，带她上戏院或音乐厅，让她‘见世面’。因为她还是一个穿棕色长衣的未成年的中学生呀，只懂得天真烂漫地开开玩笑，淘淘气。科马罗夫斯基在马车里当着车夫的面或者在剧院包厢的众目睽睽之下大胆地勾引她，使她心醉，使她那沉睡的芳心不住地跳动。”然而“心醉”并不长久，“沮丧心情和害怕心情却牢牢扎下了根。她整天昏昏欲睡。因为夜晚睡不好觉，因为经常哭和经常头疼，因为功课负担重，因为身体疲劳，她整日里昏昏沉沉。科马罗夫斯基是她的灾星，她痛恨他”。可让她万般无奈的是，她的痛恨之中又饱含着依依不舍，因为她发现，在这近乎乱伦的男女关系中，科马罗夫斯基忽然变成了弱者：“不是她在科马罗夫斯基的手掌里，而是他在她的手掌里。拉拉看得出，科马罗夫斯基是怎样需要她。”归根到底，她恨他，也爱他，16岁的拉拉，心灵深处四分五裂，恓惶地站在人生的刀锋上。

不仅是拉拉，科马罗夫斯基也坠入彷徨。单纯无邪的拉拉像一面镜子，让这个在社会泥潭里摸爬滚打已久的男人忽然有了点儿原罪感。“他小声呼唤着，合上了眼睛，脑海中出现了她那枕在他的手臂上的头，那睡着了的头在睡梦中垂着眼睫毛，全不知道有人一连几个小时地看着她。她的一头秀发披散在枕头上，那种蓬松的美使他眼花缭乱，心荡神驰。……不能一味地这样缠绵相思、寻愁觅恨！科马罗夫斯基想，自己又不是小孩子，应该明白，如果由于他的迷恋，他的亡友的女儿，这个幼小的女孩子，成为他爱得发狂的对象的话，他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要悬崖勒马！要对得起自己，不能改变自己以往的一切，否则一切都要完了。”

科马罗夫斯基看上去十分强势，但在这个时候也变得特别软弱。世界上没有彻底的好人，也没有彻底的坏人，所谓善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一瞬间的意志：是善念压倒恶念，还是恶念压倒善念。恋爱中的拉拉和科马罗夫斯基既不大善，也不大恶，他们内心大起大伏，难以一刀两断。科马罗夫斯基第一次感觉到人生失控。“他多么不害臊地跪在她的脚下，哀求说：‘不能这样过下去。咱们这样混下去，不得了！你要朝下坡路滑下去。咱们还是告诉你妈妈吧。让我娶了你。’”而拉拉虽然知道他说的“都是空话”，但还是常常披着掩盖真容的面纱，去“那座可怕的饭店”和他幽会。“饭店的侍者和顾客们都用那样的目光盯着他们，好像要剥去他们的衣服。拉拉只有一个劲儿地问自己：难道相爱的人低人一等吗？”

真正使他们的疯狂关系猝然停止的，是拉拉的妈妈，她发现了科马罗夫斯基和拉拉的私情，绝望中吞下大量碘酒自杀。日瓦戈跟随格罗麦科教授前去急救，看到“一个半裸体的女人躺在床上，大声哭着，头耷拉在一只洗脸盆上面，头发一绺一绺地粘在一起，浑身湿漉漉的，又是水，又是泪，又是汗。”突然，在房间暗处的屏风后面走出来一个男子，“这是一个结实、魁梧、脸刮得光光的、神气十足的人。他高举着煤油灯走出来，走到一个姑娘在旁边睡觉的餐桌前，把煤油灯放进灯架里。灯光一照，姑娘醒了。她对那人笑了笑，就眯起眼睛，伸了个懒腰。这时姑娘和那个男子演起了哑剧，他们彼此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交换目光”。日瓦戈一眼就看出来这一对男女之间隐藏着不可人知的秘密，并且和基莎尔的自杀有关。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拉拉，正是1906年的初春。“他的心由于这种未曾体验过的心情，感到憋得难受。这就是他和米沙、冬妮娅常常议论并且莫名其妙地称之为‘下流’的东西，就是那种又可怕、又吸引人、不接触时在口头上很容易摆脱的东西。”五年之后的圣诞节之夜，他又一次看到了拉拉。这个长大了的姑娘早已不再和科马罗夫斯基来往，但在1911年圣诞节，她“做出了一个不幸的决定”：向科马罗夫斯基要一笔钱，还清债务。她为什么会欠债？因为她那不争气的哥哥把同学们的一大笔钱拿去赌博，都输光了。拉拉只好向自己当家庭教师的东家借了这笔钱，替哥哥还债。拉拉想从科马罗夫斯基那里要到钱之后，真正开始自己的独立生活。她以为，“在过去种种事情之后，在她已经脱身好几年以后，他一定会像个男子汉大丈夫一样，不需任何解释，不附带任何肮脏的条件，无私地帮助她”。她来到科马罗夫斯基正在参加的圣诞舞会，出乎意料地看到他正和一个年轻的姑娘眉来眼去：“有一个拉拉不认识的姑娘从大厅里走进客厅里。科马罗夫斯基用拉拉非常熟悉的那种目光看了姑娘一眼。受到青睐的姑娘对科马罗夫斯基笑了笑，脸一红，顿时满脸放出光来。拉拉一看见这情景，差点儿叫起来。一阵受辱感使她的血往脸上直涌，她的额头和脖子都红了。她想：‘这是新的牺牲品。’拉拉好像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愤怒之中，她一枪打向科马罗夫斯基，却击中了坐在他旁边的副检察长。

眼前的情景，让日瓦戈万分震惊：“一看见她，他就惊呆了。就是她！而且又是在这样不平常的场合！又有这个头发斑白的男人。”日瓦戈并不感到恐怖，却从姑娘的眼神中看到了不寻常的愤恨，看到孤注一掷的决绝，看到“她是多么高傲呀”！这一枪，震动了日瓦戈，他把自己的深层感情和拉拉联系在一起。这共同的感情不是爱，而是恨，是两个人对科马罗夫斯基共同的恨。优雅的日瓦戈打不出来的这一枪，被拉拉毅然打响了，这情节若是放在《哈姆雷特》里，就如奥菲利亚替哈姆雷特打死那个篡位的叔父，报了杀父之仇。

日瓦戈这些复杂的心情，拉拉浑然不知。她直到来到野战医院之前，根本不认识日瓦戈。此时的她已经嫁给了相恋已久的安季波夫。这个工人家庭的青年，结婚之夜才知道妻子竟然有着那么复杂的过去，瞬间从“幸福的顶峰”坠入到“绝望的深渊”。新婚之夜俨如一场“交代大会”，“丈夫的猜疑和妻子的坦白招认不断地相互交替。他在问，拉拉每回答一次，他的心就往下一沉，就好像他在往深渊里坠，他受伤的心跟不上新发现的事实”。安季波夫是个追求完美的青年，从家庭到社会，他都抱着理想主义的期待。拉拉的累累创伤，令他心里对未来的那些期盼都像落叶般凋零。他和拉拉结婚后一起到了乌拉尔的小城尤梁津，去一所学校教书。安季波夫常常“坐在底朝天的木船上望星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决心离开她；难道他不明白，拉拉爱的不是他，拉拉爱的是她对他尽的一种高尚的义务、一种伟大的职责？这种热情的、值得称道的责任心，和真正的家庭生活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安季波夫心里的灰暗思绪若是直率地向拉拉说出来，倒也是一种夫妻交流的最好方式。但他只会默默地想，在自我对话中越走越远，“他望了望星星，好像是征求他们的意见。星星不停地闪烁着，有密集的，有稀疏的，有大的，有小的，有蓝的，有色彩不停变化的。忽然星光渐渐暗了，院子和房子、木船以及坐在木船上的安季波夫被一道奔驰而来的强烈亮光照亮了，就好像有一个人打着火把从田野上朝大门口跑来。原来是一列兵车喷吐着带火的黄烟，穿过交道口向西驰去”。兵车的奔驰让安季波夫笑了，“他站起身来，回去睡觉。他想找的答案找到了”——他要参军，去鄂木斯克军事学校学习，离开拉拉。

拉拉的第二个男人，就这样远去了。尽管没有离婚，而且还时常听闻他的消息，但这对夫妻再也没有团聚。安季波夫在红军中一步步高升，但他从来没有主动去看望妻子。拉拉曾长途跋涉地寻找他，但始终找不到。为了尽快见到丈夫，拉拉“以护士的身份登上医疗队的火车，经过利斯基城，向匈牙利边境的麦佐‐拉波尔奇进发，安季波夫的最后一封信就是从那个地方发出的”。到了那个地方，安季波夫还是杳无踪影。后来，拉拉学习了一些护理技术，从莫斯科来到前线医院当护士，她绝没有想到，在战地医院相遇的不是安季波夫，而是她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日瓦戈。见面的场面弥漫着血腥气：“有一个担架上躺着一个伤员，伤得特别可怕，惨不忍睹。有一块爆炸的炮弹壳的底片，把他的脸炸得粉碎，把舌头和牙齿炸成血肉模糊的一团，弹片从炸开的一边腮上进去，陷入颌骨当中，然而却没有把他炸死。这个已经没有人形的人用细得不像人声的声音短促地、断断续续地呻吟着，使听到的人都觉得，他是在恳求，恳求快点儿把他打死，免得让他这样活活地受罪。那个护士以为，那两个在担架旁边走的轻伤员是听了他的呻吟受不了，正准备徒手从他的腮里往外抠那块可怕的铁片。”日瓦戈一眼就认出来，那个护士就是拉拉。

两个人在生死线上的相逢，激发了日瓦戈前所未有的珍惜感。战场上的上一秒与下一秒也许就是死亡的分界线，在生死面前，瞬间获得了永恒的意义，爱情的价值再也不能用日常生活的道德来衡量了。日瓦戈身不由己地向拉拉表达了心意，但这纯净的表达不在正确的时间，拉拉还在寻找安季波夫，她还严格地遵循着女性的忠诚，坚守着婚姻的道德性。在这个时间点上，她不可能接受日瓦戈的爱，只有在一切坚守都化为碎片，毫无价值的时候，她才会悄然看到那一株随风摇曳的战地爱情是多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