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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第3页）

在20世纪初，备受赞誉的英国工程师、物理学家和发明家赫莎·艾尔顿评论说，尽管错误“是出了名的难根除，但把女人的成果归功于男人——这种错误简直比猫的生命力还顽强”。她是对的。教科书仍然习惯性地将托马斯·亨特·摩根视为发现性别由染色体而非环境决定的人，尽管事实上是内蒂·史蒂文斯对黄粉虫的实验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他们之间明明有书信往来，摩根还在其中询问史蒂文斯的实验细节。[75]塞西莉亚·佩恩-加波斯金发现太阳主要由氢组成，这一发现常被归功于她的男性导师。[76]也许这种不公正中最著名的例子是罗莎琳·富兰克林，她通过X射线实验和单位细胞测量发现，DNA是由两条链和一个磷酸盐骨干组成的，她的工作却使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了DNA，并成为家喻户晓的诺贝尔奖得主。

这些例子并不意味着英国央行故意将女性排除在外，而只是表明，看似客观的东西实际上充满了男性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将女性的成果归功于男性——这种由来已久、广泛存在的做法，就使得女性更难满足央行的要求。事实上，价值是一种见仁见智的观点，而观点是由文化决定的。如果这种文化和我们的文化一样偏袒男性，那么不言而喻，它只会对女性充满偏见。

英国央行的主观选择标准也表明，对男性的默认既是性别数据缺口的原因，也是其结果。由于忽视了历史上的性别数据缺口，英国央行遴选历史人物的程序是围绕着通常由男性取得的成功来设计的；即使是看似温和的要求，比如这个人物不应该引起争议，也同样如此，正如历史学家劳雷尔·撒切尔·乌尔里希所说：“行为端正的女性很少创造历史。”其结果是，英国央行不仅未能纠正历史上的性别数据缺口，还使之延续下来。

这种完全主观的价值判断伪装成客观，而且随处可见。2015年，一位名叫杰西·麦凯比的英国高中生注意到，在她的音乐教学大纲所收录的63首作品中，没有一首是由女性创作的。她写信给爱德思国家学历与学术考试机构，对方却为大纲辩护，并写道：“考虑到女性作曲家在西方古典音乐传统（或其他类似传统）中表现并不突出，几乎没有女性作曲家可以被收录在内。”这里的措辞很重要。爱德思并不是说完全不存在女性作曲家——毕竟，仅《国际女性作曲家百科全书》中就有6000多个条目。他们在这里说的是“正典”，也就是普遍认为对西方文化影响最大的作品。

正典的形成被视作音乐市场客观的滴漏效应③的结果，但实际上，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做出的任何价值判断都是主观的。女性被完全排除在正典之外，因为从历史上看，女性几乎不可能在作曲方面取得成功。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如果女性被允许作曲，那也只是为私人观众和家庭环境而作。大型管弦乐作品对作曲家的声誉发展至关重要，但通常是女性的禁区，因为会被认为“不合适”。[77]音乐是女人的“点缀”，而不是她们的事业。[78]即使到了20世纪，伊丽莎白·麦康基（有史以来第一位担任英国作曲家协会主席的女性）的雄心壮志也被莱斯利·布西等出版商限制住了，他们声称“除了小曲外，不接受女人的任何其他作品”。

即使这种允许女性创作的“小曲”足以让她在正典中占有一席之地，女性也没有资源或地位来保护自己的传承。安娜·布瑞尔在她的《声音与甜美的曲调：被遗忘的古典音乐女性》一书中，比较了17世纪的多产作曲家芭芭拉·斯特罗奇（“她一生中创作的音乐比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作曲家都多”）和她同时代的男性作曲家弗朗西斯科·卡瓦利。卡瓦利曾是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音乐总监（当时这个职位还不向女性开放），有足够的财力和声望确保他所有的作品都保存在图书馆里，包括生前未发表的许多作品。他可以花钱请一个档案保管员来保管它们，有能力而且也确实花钱请了人在他逝世周年纪念日时演唱他创作的弥撒曲。在这种资源不平等的情况下，斯特罗齐从来没有平等的机会被人记住。正典将像她这样的女性排除在外，而继续坚持正典的首要地位，就是在延续过去以男性为中心的不公正。

女性被排斥在权力地位之外，除了能从某种程度上解释女性未被纳入文化史范畴的原因，还常常被当作一种借口，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教孩子了解过去的时候，几乎只教给他们男人的生活。2013年，英国爆发了一场关于“历史”意义的争论。一方是当时的英国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他提出了“回归基础”的国家历史课程。[79]他和他的支持者恰似21世纪的葛莱恩④大军，坚持认为孩子需要“事实”。[80]他们需要“知识的基础”。

这种“知识的基础”，也即“事实”的“基础”架构，是每个孩子都应该知道的。但它存在许多空白，最明显的是其中几乎完全没有女性的身影。在关键阶段⑤2（7至11岁），除了两位都铎女王以外，没有女性出现。在关键阶段3（11至14岁），只出现了五名女性，其中四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玛丽·希科尔、乔治·艾略特和安妮·贝桑特）被统一列入“女性角色的变化”一栏——难怪人们会认为，课程的其余部分都是关于男性的。

2009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大卫·斯塔基批评他的女性同行，在他看来，女性历史学家过于关注亨利八世的妻子们，而不是国王本人。他抨击说，国王才应该站在“舞台中心”。[81]斯塔基认为亨利八世个人生活中的“肥皂剧”与他统治的正式政治结果（如宗教改革）相比是次要的，他坚持认为：“如果你要在最后五分钟前讲一部真正的欧洲历史，那就是一部白人男性的历史，因为他们是权力的参与者，拿其他任何事情充数都是篡改历史。”

斯塔基的立场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私人领域发生的事情并不重要。但这是事实吗？阿格尼丝·亨廷顿（出生于1320年之后）的两次婚姻法庭案件都留下了公开文件片段，让人们得以窥见她的私生活。[82]我们发现她是家暴受害者，她的第一次婚姻引起了纠纷，因为家人不同意她的选择。1345年7月25日晚，她在遭受第二任丈夫攻击后逃跑；当天深夜，他带着一把刀出现在她兄弟的家里。14世纪女性遭受的虐待（以及缺乏选择的自由）是无关紧要的隐私，还是女性奴役史的一部分？

武断地把世界划分为“私人的”和“公共的”，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种错误的区分。两者总是彼此渗透。凯瑟琳·爱德华兹是一位历史教师，曾积极参与反对戈夫教材改革的斗争。在我们的谈话中，她提到了近期对女性在美国内战中所发挥作用的研究。她说，女性远非无关紧要，“女性和她们对自身作用的认识完全削弱了整个南方邦联的努力”。

精英女性从小就被教育要相信自己柔弱无助的神话，根本无法克服工作在本质上不属于女人的看法。她们无法承担男人入伍后丢下来的工作，于是写信给丈夫，恳求他们当逃兵，回家保护自己。相比之下，比较贫穷的妇女则组织起来抵抗南方邦联的政策，以更积极主动的方式给他们制造了麻烦，“因为她们基本上都在挨饿，而且需要养家糊口”。将妇女排除在对美国内战结果的分析之外，不仅构成了性别数据上的缺口，也给对美国建设本身的理解造成了数据缺口。这似乎是一个值得了解的“事实”。

人类的历史，艺术、文学和音乐的历史，演化本身的历史——都被冠以客观事实之名，呈现在我们面前。但实际上，这些所谓事实一直在欺骗我们。它们是扭曲的，因为未能对另一半人类做出解释——至少不能以我们半真半假的言论来解释。不能解释，就会导致数据缺口。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发生了腐坏，助长了男性普遍性的神话。而这才是事实。

这种神话的持续存在继续影响着我们今天对自己的看法——若说过去几年让我们意识到了什么道理，那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身份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忽视、误读它，就有可能给自身带来危险：特朗普、英国脱欧和ISIS（仅举最近的三个例子）是颠覆世界秩序的全球现象——而从本质上来说，它们都是以身份驱动的项目。打着性别中立的普遍性的幌子，混淆男性视角，就会给我们带来误读和忽视身份的后果。

我曾短暂约会过一个男人，他为了在争论中赢过我，就说我被意识形态蒙蔽了双眼。他说我不能客观地看待世界，也不能理性地看待世界，因为我是女权主义者，用女权主义的视角看待一切。当我指出这对他（他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来说也成立时，他予以反驳。不，他的看法是客观的，是常识——波伏瓦所说的“绝对真理”。对他来说，他看世界的方式是普遍的，而女权主义——从女性的角度看世界——是小众的，是意识形态。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我想起了这个人，当时（主要由）白人男性纷纷发推特、做演讲和写专栏文章，谴责他们所谓的“身份政治”的弊端，但看完后你完全不为所动。唐纳德·特朗普胜选十天后，《纽约时报》发表了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科教授马克·里拉的一篇文章，批评希拉里·克林顿“堂而皇之地去拉非裔美国人、拉丁裔、同性恋者、变性者和女性选民的选票”。[83]他说，这就遗漏了“白人工人阶级”。里拉认为克林顿的“多元化言论”与“更大的愿景”是相互排斥的，并将这种“狭隘”的愿景（显然，里拉一直在读V。S。奈保尔）与他认为自己在大学生中看到的情况联系起来。他声称，如今的学生是如此关注多元化，以至于他们“对诸如阶级、战争、经济和公共利益等长期存在的问题的关注已经少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在这篇文章发表两天后，前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在他的波士顿新书巡展[84]中解释说：“有人说，我是女人，投票给我吧！光说这个可不够。”[85]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报》的编辑保罗·凯利将特朗普的胜利形容为“对身份政治的反叛”，[86]而在英国，工党议员理查德·伯根在推特上表示，特朗普走马上任是“中左翼政党放弃经济体制转型、依赖身份政治导致的结果”。[87]

《卫报》的西蒙·詹金斯总结2016年是“恐怖之年”，并猛烈抨击“身份信徒”，称他们一直以来“过度保护”少数族裔，从而扼杀了自由主义。他写道：“我没有部落”，不能“加入眼下盛行的歇斯底里”。他想要的是“重现1832年的光荣革命”——正是这场革命让新增的几十万有产者获得了英国选举权。[88]旧时光可真让人陶醉。

这些白人男性的共同观点是：只有在涉及种族或性别时，身份政治才成其为身份政治；种族和性别与“经济”等“更广泛的”议题无关；聚焦女性选民和有色人种选民关心的问题，是“狭隘”的；工人阶级意味着白人男性工人阶级。顺带一提，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大选期间，煤矿行业成为工人阶级工作的代名词（言下之意是男性），总共提供了53420个工作岗位，年收入中位数为59380美元。[89]相比之下，主要雇用女性的清洁和家政业提供了超过924640个工作岗位，年收入中位数为21820。90美元。[90]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

这些白人男性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白人男性。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正是他们的白人和男性特质，让他们认真地说出了一个逻辑上的谬论：身份只存在于那些碰巧不是白人或男性的人身上。当你身为一名白人男性，对白人和男性的身份已经习以为常，并且觉得理所当然，就很可能会忘记白人和男性也是一种身份，这是可以理解的。

皮埃尔·布尔迪厄在1977年写道：“本质的东西无须赘言，因为它不言自明：传统是沉默的，尤其无须说明自身是一种传统。”[91]白人与男性之所以沉默，正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表达。白人和男性是言外之意。他们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是默认的。但还有些人的身份并非不言自明。还有些人的需求和观点经常被遗忘。还有些人习惯于对抗一个没有考虑到他们、没有按照他们的需求来设计的世界。对这些人来说，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不言自明的白人和男性特质，让我想起了那次糟糕的约会（好吧，不止一次），因为它本质上与一种被误导的信念有关：相信白人男性视角是客观、理性并且如凯瑟琳·麦金农所说——“无特定角度”的。因为并没有被明确地描述为白人和男性视角（因为不需要），因为是常态，所以这种观点被假定为不具有主观性，被假定为客观甚至是普遍的。

但这种假设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白人、男性与黑人、女性一样，都是一种身份。一项针对美国白人的态度和候选人偏好的研究发现，特朗普的成功反映了“白人身份政治”的兴起，研究人员将其定义为“试图通过投票箱来保护白人选民的集体利益”。[92]他们总结说，白人身份“强烈预示着对特朗普的偏好”。男性身份也一样。还有一些分析侧重性别对特朗普支持率的影响，其结果显示：“选民越是敌视女性，就越有可能支持特朗普。”[93]事实上，带有敌意的性别歧视几乎和党派认同一样有效，可以用来预测特朗普的支持率。这一点之所以让我们感到意外，只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男性普遍性的神话。

“男性的就是普遍的”——这种假设是性别数据缺口直接导致的结果。白人和男性的身份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大多数其他身份从未被提及。但男性的普遍性也是造成性别数据缺口的一个原因：因为女性不被看到，也不被记住，因为男性数据构成了我们的大部分认知，男性的就被视为普遍的。数据缺口导致占全球人口一半的女性被定义为少数群体，拥有一种特定的身份和主观的观点。在这样的框架下，女人就被设计成可以遗忘的、可以忽略的、可有可无的存在——在文化上、历史上、数据上，都是如此。因此，女性就成了隐形人。

《看不见的女性》讲述的是，当我们忘记占人类一半的人口时会发生什么。它揭露了当生活或多或少正常进行时，性别数据缺口是如何伤害女性的。无论在城市规划中，在政治领域中，还是在工作场所中。它还讲述了当事情出错的时候，生活在一个以男性数据为基础的世界里，女性会遭遇什么：当她们生病的时候，当她们在洪水中失去家园的时候，当她们因为战争而不得不逃离家园的时候。

但这个故事中也有希望，因为当女性能够带着她们的声音和身体走出阴影时，事情就会开始改变。缺口就会缩小。因此，从根本上说，《看不见的女性》也是对改变的呼唤。长久以来，我们将女性定位为偏离标准的人类，也因此任由女性销声匿迹。是时候改变视角了。是时候让女性被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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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屈折变化，指通过改变词形来改变词语的语法功能与词义。如在英语里，actor与actress通过不同的后缀分别表示（男）演员与女演员。——本书脚注均为编译者所加

②在西班牙语中，las和los都是定冠词，las用于复数阴性名词，los用于复数阳性名词。

③滴漏效应，亦称涓滴效应，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向贫困阶层等弱势群体提供直接优待，而是让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通过消费、就业等惠及贫困阶层。

④葛莱恩，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中的国会议员兼教育家，教育理念是“注重事实，脚踏实地”。

⑤关键阶段，英国公立学校系统对各年龄段学生知识学习的安排，分为6个关键阶段，从0至5，分别对应3至5岁、5至7岁、7至11岁、11至14岁、14至16岁、16至1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