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力小说网

第六章 朝更高的山前进（第2页）

此外，约翰·约翰逊在纽约演出次日来到我家做客，说要玩一下高谷和我合作创作的玻璃乐器或者说音响装置。他好像非常喜欢，花了大半天时间在那里弹奏和录音。他还说想在他正制作的原声音乐作品中用这个装置来录音。当时他看起来很健康，但很可惜，那之后不到一年，他就离开了人世。

在接下来的2018年，我在法国进行了6场演出，这些演出都以dis·play为题，也是以专辑《异步》为基础的表演。当时正逢艺术团体“蠢蛋一族”在巴黎举办个展，我们在个展会场——坂茂设计的蓬皮杜梅斯中心也进行了演出。在巴黎日本文化中心表演时，正在当地制作作品的李禹焕老师也来到现场，我们终于有机会见面了。

2019年，我们在新加坡进行了以Fragments为名的演出，这场演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谷史郎的舞台作品STLL被邀请参加新加坡国际艺术节，我负责其中一部分音乐，所以非常想去现场观看。主办方得知此事后，表示机会难得，问我愿不愿意在新加坡演出。因此，在STLL上演几天后，我们决定使用同一个舞台进行基于《异步》的现场表演。

我们在舞台上建了一个游泳池，里面装满了水。水上漂浮着几个发出声音的“岛屿”，是包括钢琴、吉他和玻璃在内的装置。我会根据需要在水中走动，拿起这些乐器和“物品”，即兴演奏。水面的波纹也以影像的形式实时投影。这场表演脱胎于《异步》，我自己也十分满意。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这不是普通的钢琴音乐会，所以当时我也没感受到来自观众席的压力，比如希望我演奏《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

仔细想想，包括每张CD的录制时间约为60分钟这个条件在内，专辑不过是为了在音乐市场上流通而制作的一种“形式”。当新的音乐作品创作完成，其实可以邀请少数客人在特定场所，比如茶室，以款待他们的“形式”演出、发行。在如今这个CD销量不振的时代，也许这种方式获得的收益更多。

在朝日出版社出版的周刊本系列杂志中，我曾经策划过一期名为“本本堂未刊行图书目录”（1984）的专题。这个专题收集了我当时主持的出版社——“本本堂”出版社计划出版但可能无法实现的书。高松次郎和井上嗣也等人也参与其中。在确定内容之前，先完成了50本书的标题和装帧。其中一本的构想是，以活页夹的形式，每天更新中上健次的小说。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这个构想最终未能实现。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就产生了要打破“一本书”或“一张专辑”这种固定形式的想法。

这次脱胎于《异步》的演出后，我感觉自己的艺术表现登上了一个新台阶，很遗憾，这样的演出至今未在日本国内呈现过。在法国的演出吸引了新加坡国际艺术节的从业者，实际上他们也在第二年邀请我去了新加坡。中国香港的演出活动经纪人也来看了我在新加坡的演出，对我说：“下次请务必来我们这里表演。”但没有一家日本公司或剧场有他们那样的热情。换句话说，日本人几乎不知道我正从事这样的音乐活动，也不会特意跑到海外去看我的演出。日本积极邀请海外艺术家来国内演出的热忱也曾领先于世界，可现在似乎进入了新的“锁国”时代，这让我感到很寂寞。当然，如果我的事务所联系相熟的娱乐宣传人士，也会有公司想邀请我去演出吧。但如果让我许愿，我希望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了解我最近在表现些什么，至少具有去新加坡观看我演出的热情——那儿离日本也不远。但我想可能是我要求太多了吧。

我在专辑创作上一向随心所欲，但反过来说，每部作品都有不同的风格，说明缺乏作为艺术家的统一感，这也是我的心结所在。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标志性特征。比如，如果是山下达郎或布莱恩·伊诺[13]，无论听他们的哪张专辑都能感受到其个人标志吧。但我和他们不一样，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这也无可奈何——一直以来我都是这样想的。

创作出《异步》与确立个人标志的意义略有不同，但我决不愿失去在此次创作中收获的东西，甚至强烈地希望今后能延续《异步》的成就，攀登更高的山峰。完成这张专辑时，我曾说“我太喜欢它了，以至于不想让任何人听到”，也是因为背后有这样的心路历程。所以在《异步》之后的创作中，我努力延伸从这张专辑中收获的东西。

我在18岁时开始接触李老师的作品，也许当时就可以走“物派”音乐之路。然而，年轻时的我因为迷恋金钱和女性，并没有选择这条路。具体发生的事情就交由大家想象吧，但我现在并不后悔那段人生。我想，直到过了60岁，经历了严重的疾病，脱离世俗欲望回归质朴状态后，那座我该去攀登的山峰才显露出身影。也可以说，我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点。

亚洲的项目

发表《异步》之后，我连续做了几个与韩国合作的项目。其中一个项目是根据绘本原作改编的动画电影《你好霸王龙》[14]，于2017年4月进行了第一次会议。导演是日本人，作画工作也由日本的手冢制作公司负责，但主要的制作公司是韩国企业，中国的电影公司也投资了该项目。负责项目的年轻韩国制片人指名让我来创作电影原声音乐，因为受这个项目的中日韩三方合作背景吸引，我接下了这个工作。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为动画片创作原声音乐，加上动画片的音乐要让孩子们理解，还是有一些难度的。但我从几个主要的恐龙角色身上获得了灵感，完成乐曲创作的过程还是挺开心的。

《你好霸王龙》在2018年10月的釜山国际电影节上首映后，于次年正式在韩国上映，但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日本的上映多次延期，直到2021年年底才上映。当然，延期不是任何人的问题，有点可惜的是，作品错过了最佳上映时机。虽然对观众来说都是第一次看，但我认为作品完成后如果不能马上上映的话，作品的势头就会减弱。像茄子一样，放久了会蔫，而不是像葡萄酒或者威士忌那样越陈越香。

2017年6月，我在创作韩国电影《南汉山城》的原声音乐，这部电影由李秉宪和金伦奭共同主演。制作方并非通过中介公司，而是直接通过我的个人网站投递了工作邀请，我被他们的气魄打动，迅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南汉山城》是一部以1636年在朝鲜半岛发生的“丙子之乱”为主题的历史大作，主要描绘了在君主仁祖的领导下，李氏朝鲜拒绝向清朝臣服的47天守城战的故事。在清军的攻打之下，李氏朝廷退避到了南汉山城，在求和与交战的夹缝中摇摆不定。当时正值冬季，在严寒和饥饿之中，李氏朝廷仍尝试抵抗。我剧透一下，朝鲜一方最终失败，仁祖李倧不得不三跪九叩向清朝皇帝请罪。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清朝初期的故事，可以说与描写清朝末代皇帝的电影《末代皇帝》形成对照。

我是在参与这部电影音乐创作的过程中才第一次了解到这些史实。据说在朝鲜半岛的历史上，这次战役被认为是少有的一大悲剧。在韩国，李氏仍然是最常见的姓氏之一，但因为这一屈辱事件，据说有不少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李氏朝鲜的后裔。我却被制作团队敢于描绘在韩国国内忌讳的“丙子之乱”事件的意志打动，一直以来也很希望有机会能为韩国电影创作原声音乐，因此能接到工作邀约让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也向前面提过的韩国友人金德洙寻求帮助，在他的介绍下，得以请到年轻的韩国传统乐器音乐家参与了电影音乐的演奏。顺便提一下，担任这部电影导演兼编剧的黄东赫后来还执导了网飞的电视剧《鱿鱼游戏》，在全球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你好霸王龙》和《南汉山城》的工作之间，纽约曼哈顿的电影院QuadCinema为庆祝重新装修后开幕，举办了“坂本龙一回顾展”。在我曾经参与的电影中，选择了由佩德罗·阿莫多瓦[15]导演的《情迷高跟鞋》（1991）和布莱恩·德·帕尔马导演的《蛇蝎美人》（2002）等8部作品，举行了特别展映。QuadCinema是位于纽约市中心的小剧场电影院，类似于日本的“名画座”[16]，由年轻的电影人运营。他们像黑胶唱片发烧友一样，放映电影时，只要有机会就会坚持使用胶片放映，电影院的氛围也不错。我儿子在大学主修电影专业，老抱怨这家电影院“胶片放映的焦点不准”，或是“放映机的操作不熟练”。但我2014年几乎整年都在纽约接受癌症治疗，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感情，因此能像这样被当作当地居民对待，我很开心。

《坂本龙一：终曲》

2017年8月，暌违四年后我又一次参加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但这次我并非评审团成员，只是一名普通参加者。拍摄我本人的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在电影节上进行了特别放映，所以我有幸出席。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是日美混血，我们在“3·11”东日本大地震后相识。当时，核工程学者小出裕章在纽约进行有关福岛核辐射污染的演讲，我坐在最前排听讲。这一幕恰好被在场的斯奇博看到，他随后便联系我：“能不能让我拍一部关于你的电影？”他最初的构想是以拍摄“NoNukes2012”音乐会的现场影像为中心，重点关注我的反核活动。那时候，日本社会的风向也难得地有了一些改变，我想也许通过拍摄我的身影记录下那种激荡的时代氛围也很有意义，于是不假思索地答应了这个提议。

但在拍摄过程中，导演的想法逐渐发生变化，他打算多花一些时间，用影像来呈现坂本龙一作为艺术家的整体形象。我其实对把自己表现得很像英雄或是暴露自己的私生活没有任何兴趣，但在导演谦逊态度的感染下，逐渐产生了“就交给他来拍吧”的想法。在拍摄期间，我得了癌症，斯奇博对于是否要继续拍摄一度苦恼不已。我想，干脆我来给他加把劲儿，还用“挺好的，这样电影就能大卖了呢”之类的玩笑话来鼓励他。

话虽如此，在我养病期间，对于拍摄团队进入我家和私人工作室进行拍摄我还是有些抵触。因此尽管当初没有这个计划，我还是向导演提议可以考虑让我的儿子也参与拍摄，他在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影像创作者。当然，儿子是否愿意参与以及导演是否认可他拍摄的画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决定权在他们手上。经过两人的直接沟通，我儿子表示愿意参与这个项目，2014年之后在纽约拍摄的画面几乎都出自他之手。

有一次，我一个人专心练习钢琴时，感觉身边有人，一回头发现我儿子在那里拿着摄影机拍我。这段影像和我说的“哎呀，被拍到了”的话，也收录在了电影里。但我想如果不是家人的话，我肯定不会允许别人把那么拙劣的演奏场面拍下来。

电影中我最喜欢的一幕，是我在森林里进行野外录音。镜头从我身上移开，拍摄了一只在树木上攀爬的毛毛虫，我觉得这个短镜头非常出色。我甚至威胁斯奇博说：“如果你剪掉这个镜头的话，我就退出拍摄！”观众都知道这是一部关于坂本龙一的纪录片，所以我想我不需要每时每刻都出现在画面中。

在电影《坂本龙一：终曲》中，最后记录了制作《异步》的过程，可以把它当成这张专辑的制作花絮来看。“终曲”这个标题，意味着“乐章结尾部”，与我在1983年发布的同名专辑无关，是在电影制作的尾声由导演决定的名字。当然，在我突然重病这个意外发生后，导演很犹豫是否要继续使用这个可能有些过于沉重的标题，而我本人对好像要将自己的人生结束于此的标题也有一些抵触。虽然如此，我们依然认为这个标题，既保留了导演在拍摄开始时的问题意识——他认为自从核事故以来世界整体正走向一个尾声，又蕴含了这部电影记录了我创作新的音乐作品的全过程这个含义，因此我们最终还是决定使用这个标题将纪录片公之于世。更确切地说，我们也试图反向思考——从这个“结尾部”开始，会展开新的篇章。这部电影于2017年11月初在日本上映，我也难得地参加了首映式的舞台致辞。

回报古尔德

2017年12月，我被邀请为“GlennGouldGathering”这一活动进行策划，以纪念格伦·古尔德诞辰85周年。我从小学开始就非常迷恋古尔德，经常模仿他在演奏时的前倾姿势，结果养成了驼背的坏习惯，还因此被老师提醒过。我曾在各种场合公开表达过对古尔德的崇敬之情，加拿大的古尔德基金会听闻之后，在加拿大建国150周年之际，邀请我一同策划这一活动。1982年，50岁的古尔德早早离开人世，我与他并无一面之缘，但我一直受到他的影响。2008年和2009年，我曾经在索尼音乐推出过古尔德演奏曲目的精选专辑。这一次，我想再次回报古尔德的恩情，于是接受了基金会的邀请。这次活动的场地选在了草月会馆[17]，距离东京的加拿大大使馆很近。

尽管古尔德也留下了少量的作曲作品，但他最为人所知的身份还是演奏家，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和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是他的经典演奏曲目。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向这样一位演奏家致敬呢？这个问题真的很难。我联系了我的朋友艺术家卡斯滕·尼古拉和克里斯蒂安·芬奈斯，并邀请了年轻有为的卢森堡钢琴家弗朗切斯科·特里斯塔诺一起参加。这是我第一次与弗朗切斯科合作，他也发行过古尔德经典演奏曲目的演奏专辑《哥德堡变奏曲》。弗朗切斯科还受巴赫曾为拜访前辈作曲家布克斯特胡德徒步400千米的故事的启发，制作了一张专辑——《长途跋涉》（LongWalk）。他将这两位作曲家的音乐与自己的作品混在一起演奏的概念十分有趣。我以前就关注他了。

弗朗切斯科演奏了明晰的钢琴音乐，而我弹奏了预制钢琴和合成器，再叠加卡斯滕的电子音和芬奈斯的噪声——以这样的形式，举办了向古尔德致敬的合作演奏会。其中卡斯滕的点子非常棒，古尔德在演奏时的哼唱很有名，卡斯滕注意到了这一点，将他女友的哼唱声叠加在了我演奏的巴赫曲目之上，真不愧是一位当代艺术家。我们还在舞台背景的屏幕上播放了古尔德故居、附近的公园和墓地的影像。在演奏会以外，我们还在活动中介绍了古尔德热爱的日本文化：放映了敕使河原宏[18]导演的改编自安部公房[19]小说的电影《砂女》，还设置了使用古尔德本人谈论夏目漱石《草枕》[20]的声音制作的装置作品。在草月会馆一楼由野口勇设计的花石水广场，即草月广场上，我们也放置了一架带有自动演奏机制的钢琴，可以按照古尔德生前的演奏方式弹奏乐曲。

对于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古尔德的敬意是否合适，我有些犹豫，但很荣幸的是古尔德基金会的人非常高兴，他们希望我能将演奏会和这些装置作品一起带到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世界各地。但这过于兴师动众，我拒绝了。但想想看，这次演奏会只举办了3天，总共5场，每场按500名观众来算的话，3天里也总共只有2500人观看。确实挺可惜的。

顺便再多说一点，草月会馆是我与前卫音乐邂逅的地方，10岁左右的时候，母亲带我来这里听了高桥悠治和一柳慧的音乐会。当时悠治用来演奏的那架红色贝森朵夫钢琴相当引人注目，因为颜色很少见，我一直记得它。我去查看古尔德活动的演出场地时，发现这架红色钢琴还放在舞台后面，真的非常激动。当这架钢琴映入眼帘时，五十多年前的音乐会的记忆瞬间清晰地回到了我的脑海中。我记得悠治曾让钢琴响起闹钟声，或是朝钢琴的琴键扔棒球。孩提时代的我惊讶于他那自由奔放的演奏风格，也感受到了自由的音乐之可贵。

告别贝托鲁奇

之后，很快迎来了2018年，在那一年，我告别了恩人贝托鲁奇。那年2月，我被邀请担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审，在德国逗留。在评选电影作品的同时，我还与深受小津安二郎电影影响的导演维姆·文德斯[21]一起，为经典单元展映的小津作品《东京暮色》[22]做了演讲。是贝托鲁奇让我了解到电影节的乐趣所在，而就在那时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嘿，龙一，我跟你一样，也得了喉部的癌症。”他的语气并不沉重，还开玩笑说：“这代表了我的爱！”[23]不论什么时候，他总是爱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