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托鲁奇接着对我说:“赶紧来医院探望我吧!”他还说:“你从德国来意大利也不远啊。”但电影节闭幕后,我会马上去法国的三座城市举行演奏会。贝托鲁奇还是锲而不舍地对我说:“这些东西取消不就行了嘛,快来罗马找我!我真的很想见你。”我犹豫了半天,最终因为调整不了行程,没能去见他。结果,他在那一年11月离开人世,那个电话也成了我们之间最后的对话。我现在很后悔,当时无论如何都应该去一趟罗马啊!
但据说,贝托鲁奇在停止延命治疗[24]后,最后一个月是在自己家里度过的,每天大口大口地喝酒,抽医用大麻,吞云吐雾,好不快活。他的朋友也每天都去找他玩。他去世之后,我听他的遗孀克莱尔说:“他笑得好像从未那么开心,快乐地走了。”我想,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幸福的结局吧。
寻宗溯源
2018年3月,我在NHK演播室参加了《家族历史》节目的录制。这个节目旨在代替本人对家族历史进行采访。如果是年轻时收到这个节目的邀请,我很可能会拒绝。奇妙的是,当自己上了年纪,会萌生一种想法,就是如果能多问问已故父母和祖先的事情就好了。因此,虽然对了解家族的真相有点胆怯,但我还是下决心参加了节目的录制。
我的父母都来自日本九州,九州就是我的家族之根。除此以外的信息,基本上都是节目组的工作人员调查得来的:我的曾祖父兼吉是福冈藩主黑田家的步卒,他在三奈木村与旁边久留米藩接壤的地方监视敌人的入侵。他曾经住在英彦山山坡下,因此被藩主殿下封姓“坂本”,这个姓氏是从“山坡下面”转变来的。我以前就有“祖上是败走的武士”的预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预感是正确的。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据说兼吉的祖先还是隐藏的天主教徒,对异教徒十分宽容的黑田家很早以前就收留了他们。
兼吉后来搬到了现在福冈县朝仓市一个叫甘木的地方,开了一家名为“坂本料理”的料亭[25]。甘木是福冈和大分之间的交通枢纽,因此这家店生意兴隆。兼吉逐渐成为町上有头有脸的人物,现在当地神社的牌坊上仍然刻着他的名字,以表彰他的捐赠。当时在该神社内,还举行了业余相扑和职业摔跤表演,兼吉是主办人员之一。惊人的是,节目组的工作人员甚至找到了1975年当地报社采访甘木历史时当地长老的录音,其中还有与兼吉有关的证言:“此人是个大佬。大佬也分很多种啊。”尽管在节目中没有直接点名,但我想兼吉也许是以黑道人士的身份成名的吧。
兼吉的长子是我的祖父升太郎,他年轻时就因为热爱艺术闻名于街坊之间。他曾热衷于业余歌舞伎事业,当时的当地报纸上还留下了“甘木:演艺界最受欢迎的演艺达人”这样的描述。他还被称为“福冈团十郎[26]”,是标准的瓜子脸美男子,据说在歌舞伎演员的人气投票中,也总是遥遥领先。升太郎与受雇于他父亲经营的“坂本料理”的一位叫Taka的女性结婚,并生下了长子——我的父亲坂本一龟。29岁时,升太郎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而创建了“甘木剧场”,并成为经营者。但仅仅两年之后,剧场发生了一起事件:上演喜剧时,剧场内发生争吵,卷入其中的售票处的男性被人用刀刺死。升太郎承担了这起杀人事件的责任,并退出了剧场的经营。
之后,升太郎改变职业方向,加入福冈的生命保险公司,开始了单身赴任的职员生活。他从事外勤销售工作。几个月后,他就在赴任地认识了另一位女性,并残忍地抛弃了我的祖母。祖母被迫独自抚养祖父留下的六个孩子。因为目睹了升太郎不负责任的行为,几个孩子都变得很懂事,特别是我父亲,作为长子肩负着家族的责任,一直很努力。多年后,得知我过着轻浮的生活时,父亲失望地叹息道:“我们都一直做着正经人,你怎么却是这副德性?”我想这就是祖父的隔代遗传吧,人终究是无法对抗基因的。
我的父亲进入日本大学文学部的第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战争局势恶化后,他作为学徒应召入伍,被分配到位于佐贺的通信队,一开始据说被激发了作为军人的使命感,想着“为了家人,我要勇敢地死去”。后来,他被分配到了伪满洲国的东安(今黑龙江省密山市境内),在那里作为通信兵一直给同伴们发送莫尔斯电码。NHK的这个节目里还介绍了他的手记,上面记载了他在极寒之地手指被冻伤,以及治疗期间在不使用麻醉的情况下拔掉指甲的痛苦经历。
到了1945年,为了应对在日本本土进行的“决战”,我的父亲又被召回日本,并在福冈筑紫野的通信基地得知了日本战败的消息。根据他弟弟的证言,从军队回家后的他一直闷在家里,有好长一段时间什么都没有做。他似乎也有罪恶感——因为他自己平安无事,而与他一起在伪满洲国度过战争岁月的同伴们却在西伯利亚进行强制劳动。回家半年后,他终于开始在附近的铸造厂工作,在得知同事们对工资不满意后,他带头提出与公司交涉。然而,在面对公司老板时,其他工人却选择沉默不语,这让他非常愤怒,马上把辞职信砸到了老板面前——节目里还讲述了这样的事情。
后来,我的父亲重新对他本来就喜欢的文学产生兴趣,并与当地的同伴们一起创办了同人杂志《朝仓文学》,自己也开始写小说。出于对军国主义的反省,一龟写的这部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对逐渐走向战争的世界抱有疑问的青年。这本同人杂志恰巧引起了正在甘木疗养的一位编辑的注意,他邀请我的父亲说:“要不要去东京的出版社当小说编辑啊?”这家出版社就是他最终要工作到退休的河出书房。
另一方面,我的曾外祖父下村代助在今天的长崎县谏早市务农。代助原本是一名佃农,住在房梁露在外面的临时搭建的小屋里。日俄战争时期,他搬到了造船业兴盛的佐世保。在那里,他成了市政府的“临时雇员”,实际就是腰上别着铃铛在路上跑来跑去,随叫随到,到处承接工作的“万事屋”。
我的外祖父弥一作为代助的三儿子出生。从小就用功读书的弥一非常尊敬在小学课堂上学到的林肯。他把自己与出身贫寒却成为美国总统的林肯相提并论,做着总有一天能出人头地的梦。但以下村家的经济情况,很难进入中学念书。于是,小学毕业后,弥一成了海军工厂的一名学徒工,但依然没有放弃进修的梦想。他亲自拜访了当地佐世保中学的校长,请求转入该校,这位校长也是个人物,和弥一约定:“如果你能通过考试,我就批准你转到这所学校。”于是,弥一头悬梁锥刺股,最终取得了合格的分数,成功转入该校读书。
后来,弥一拿到了奖学金,进入熊本旧制第五高等学校念书,在学生宿舍里认识了一辈子的好朋友——池田勇人。池田勇人后来成为日本首相,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据说,他俩从高中起就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弥一还与池田一起考入了京都大学法学部。几年后,弥一小学时的恩师带着女儿美代来京都玩,弥一便认识了美代,并与她结了婚。
弥一在大学毕业后,进入共保生命保险公司就职,这家公司后来经历了多次合并,曾改名为野村生命保险、东京生命保险[27]——弥一在这家公司最终担任了董事一职。美代和弥一之间,有包括我母亲敬子在内的一女三男共四个孩子。后来,我祖父坂本升太郎成为外祖父弥一的部下,两人谈论起自己的孩子。升太郎说长子在东京的出版社工作,喜欢读书的敬子听说后表示想读一下他编辑的书。于是,已经抛妻弃子的升太郎还是打电话给儿子,让他把书送到上司弥一的家里。我的父亲一龟就带着他当责编的椎名麟三[28]的《永远的序章》来到了下村家。我的父母就在这里有了第一次会面。两年后,两人结了婚。
《家族历史》节目组的工作人员真的好厉害呀。节目详细介绍了坂本家和下村家的历史,展示了各种资料,还在节目最后朗读了一段我父亲的日记。就像我前面写的那样,我父亲在家里总是板着脸,还经常口出恶言。我害怕到无法直视他的眼睛,也没有和他正常交流的记忆。但就是这样的父亲,默默地把杂志上与我相关的报道,以及报纸上的电视节目预告栏里我出演的节目剪下来做剪报。我出生的那一天,他在日记里写道:“生了个男孩!我真的忍不住开心地笑。”还写道:“看着被助产士抱着的小婴儿。他好大,好漂亮!”他生前从来没有当面夸过我,但在我出生的时候,他是如此开心,并且坦率地表露着感情。我没想到节目录制的时候会哭,但看到这段真的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
顺便再多说一句,母亲生前常常对我抱怨:“你总是只参加综艺节目,NHK不找你做节目吗?”她误以为我是被迫参加搞笑组合Downtown的综艺节目,还在里面扮演“笨笨侠”的朋友,[29]因此很生气。其实就算事务所阻止,我自己也是要参加这个综艺节目的。所以我想,母亲应该对我们一家人能参加如此美好的(NHK)节目而高兴不已吧—虽然是在她去世之后。
舅舅小时候的游戏
接着在2018年3月底,我参观了以“乐烧”[30]闻名的京都乐吉左卫门[31]的窑。虽然现在已经到了第16代,但当时接待我们的是第15代的光博先生。我以前曾经和乐吉左卫门一起参加对谈活动,当时我问他:“你也有做失败的陶器吧?”他回答说:“当然,有很多。”听到他这么说,我很没有常识地想,我能不能把他做失败的作品带回家啊。
其实,那时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想,《异步》之后的下一张专辑就做成陶器吧。每个购买者都可以亲手把陶器打破,享受只在它破裂时发出的声音,是仅此一次的极致概念艺术。我请求乐吉左卫门把他做失败的作品转让给我,以便我研究声音时作为参考,但被他拒绝了。想一想,这确实是理所当然的——但凡这些失败的作品不慎流传出去一个,都会损害乐吉左卫门的声誉。乐吉左卫门告诉我,失败的作品会被一件件地扔进纸箱里,等它们重新融入泥土后用于下一次创作。
不过我只是想听到陶器破裂的声音,所以即使不能带实物回家也没关系。经过一番交涉后,我得到了乐吉左卫门的许可,可以把他失败的作品一件件地打碎并记录下碎裂时的声音。这些“失败的作品”其实都是乐吉左卫门主观上认为的“失败”,在我这样的门外汉看来,它们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在打碎了大约20件失败的作品后,我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而收手了。
后来,虽然我没有制作以陶器为形式的新专辑,但在2021年3月限量发售的艺术套盒“2020S”中,在设计师绪方慎一郎的指导和唐津陶艺家冈晋吾[32]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制作了原创的陶盘,并将我打破陶盘时的声音制作了限定曲目“fragments,time”,还把陶器碎片收录进了艺术套盒里,送到了购买者手中。它们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作品。
其实,我之所以想要做这种事情,是因为舅舅们幼年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故事也算是“家族历史”的续篇吧。我母亲有3个弟弟,我小时候经常去外祖父母在白金的家里做客,舅舅们会陪我玩。外祖父母的长子由一在东京大学学习国际关系,成了罗莎·卢森堡[33]的研究者。他在“冷战”刚开始时就逃亡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思想保守的父亲弥一就像失去了儿子一样沮丧。但过了一段时间,由一就带着一位精通日语的德国伴侣回到了日本。现在他已经九十多岁,仍然很健康。
我的二舅舅了二在2018年1月去世。他喜欢法国音乐,例如香颂歌曲。我小时候偷偷地拿他收藏的唱片来听,也正是那时邂逅了德彪西。那时的了二是庆应义塾大学橄榄球队的一员,每个周末都打球打到筋疲力尽才回家。三舅舅是后来成为高中数学老师的三郎,他曾在早稻田大学就读,所以他和了二经常喊着“早庆战[34]!”,然后吵架。三郎也是教我欣赏德国音乐的人,可惜他也在2016年11月去世了。
三郎只有一岁时,曾经在家里的檐廊把碗和盘子摔在石板上玩。他会从厨房偷偷拿来餐具,然后摔碎,那声音对他来说趣味盎然。三郎更喜欢清脆的“叮——”的声音,不喜欢沉闷的“啪——”,而那些能发出这种清脆声音的盘子,通常都是有田烧[35]那种薄而昂贵的器皿。但厉害的还是三郎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祖母。一般来说,如果孩子玩这种游戏,大人会马上责备孩子,但她默默地看着这一幕,低声说:“啊,这孩子对声音很敏感呢!”我的外祖母本身也热爱音乐,学过小提琴。就这样,下村家传承下来的这些古老故事仍然留在我的脑海中,由此我想到了用陶器发声这个创意。这也是一种作为“物品”存在的音乐吧。
作为编辑的父亲生前一直支持许多作家,我有时后悔没有把他当作创作上的前辈,多听他讲一些他的故事。但我想,我不仅从父母那里,也从舅舅和其他亲戚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这样一来,我便深刻认识到自己这个人是在周围成年人的影响下塑造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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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落语,是日本的一种传统曲艺,由落语家坐在舞台上,一人分饰多个角色,通过肢体语言,以及扇子或手帕等道具来描绘各类故事。
[2]李禹焕(UfanLee),出生于1936年,韩国当代艺术家,日本现代艺术流派“物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自幼深受东方传统思想的影响,其作品尽显东方艺术的留白之美。
[3]菅木志雄(KishioSuga),出生于1944年,日本当代艺术家、美术批评家,是日本现代艺术流派“物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多摩美术大学毕业,其艺术主张对美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古希腊哲学术语,意为“世界的普遍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