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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零六十六章 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第3页）

在吕宋，汉人杀夷人只需要赔点钱，但是夷人杀汉人，总督府会派兵镇压。

如果要用阶级论取代华夷之辩，那么很多事情，都变得无法解释了，倭国的倭奴、吕宋安南的夷奴，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贩卖的昆仑奴，他们也是被朘剥的穷民苦力。

如果是阶级论算，这些人也是人的话，如果这样，大明就无法合理掠夺财富了。

从国朝发展而言，阶级论显然是更加的合理，但华夷之辩更符合现状。

高启愚这本奏疏，解释了为何阶级论这东西，要学得成为朝堂明公，最起码也得是正五品以上的官员，才会学的东西，因为它天生就不太适合推而广之。

矛盾说是个方法论，就完全没有这种顾虑了。

朱翊钧对这个看法，还是比较认同的，阶级论要推行的最大问题，可能不是儒家，而是当下的世势和环境。

如果要推行阶级论，就要放弃海外掠夺财富，那朱翊钧宁愿没写过阶级论。

张居正致仕之后，皇帝就是大明最大的保守派头子。

作为礼部尚书，高启愚要解释礼法，他在奏疏的后半段，解释了为何阶级论才是合理的。

他写了一个很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观点，那就是世家政治的灭亡，和科举制度的鼎盛，有一定相关性，但最终导致世家政治消亡的根本原因，还是黄巢按着族谱杀人。

一般大明士大夫们认为，世家的消亡是时代前进的力量，是科举制度和官僚体系成熟的必然结果，黄巢只是适逢其会，才混出了赫赫威名。

高启愚他写这篇奏疏，一般不会被发到邸报上，高启愚告诉皇帝，事情不是这样的。

在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中晚期，朝中的宰相，有75%来自于七姓十家的望族，剩下的四分之一来自于寒门，这里的寒门也是有门第的，而不是穷民苦力出身。

像范远山这种赘婿、熊廷弼这种放牛娃，这些穷民苦力出身，能考中进士，在黄巢之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唐中晚期的其基本格局，仍然可以用‘上品无寒门’来总结，唐朝逐步完善的科举制度，事实上，仍然完全被世家所牢牢把持。

士族的任官优势，在黄巢前，一直都没有下降，甚至还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而加强。

黄巢对士族、世家按着族谱杀头，导致世家、士族的影响力极大削弱，再加上五代十国的兵荒马乱，最终造成了世家政治的彻底消亡。

阶级论得到了证明，正如阶级论斗争卷所讲的那样：所有的公平、公正，都是从斗争中取得，而非他人施舍。

高启愚上这本奏疏的意思非常明确，作为统治阶级，必须治学阶级论，结合矛盾说，去治理国家，制定决策。

朱翊钧回复了三百多字，肯定了高启愚的说法，也说了说他这个皇帝的看法。

“永远不要相信后人的智慧，因为你压根不知道后人能愚蠢到何种地步。”朱翊钧拿起了另外一本奏疏，看完就是眼前一黑，直接拿出了章，给这本奏疏盖了‘贱儒’一章。

这一章下去，内阁就会严令斥责写奏疏的官员，内阁的严厉斥责，对于任何官员，都是天大的压力。

这么些年了，朱翊钧就没有见过能盖三章的官员，通常盖一章，基本就再不敢胡说八道了。

朱翊钧也很少启用贱儒这个章，皇帝不好糊弄，是众所周知的事儿，现在真的骗不到廷杖了，陛下打廷杖，真的是往死里打。

这本奏疏，是户科给事中李汝华、两淮盐运使袁振二人联名上奏，他们觉得文定公王国光的边方实物饷银政策，有些缺点，那就是太费钱了。

朝廷每年要给军屯卫所支付足足660万银，来采买各种货物，然后用实物发下去。

两个人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名叫纲运制。

就是把江南沿海实力最雄厚的盐商组织起来，成为纲商，全权负责粮食、食盐、物料的对边方供应，而朝廷直接对盐商征收盐税。

这样一来，既解决了边方物资贫瘠的问题，还解决了朝廷财用大亏的现状，而且还解决了盐税难征的困境，可谓是一石三鸟！

朱翊钧又不是十岁的孩子，他都三十二了，有二十二年的工作经验了，政令，别说一石三鸟，就是两难自解，都得问问代价是什么。

纲运制哪哪都好，唯独没有考虑过边方军兵的死活！

“在这些士大夫眼里，咱大明边军是不是人？是不是大明人？怎么能生出如此歹毒的计策来？”朱翊钧气不打一出来。

他除了盖了个贱儒的章，又写了三百多字，把两个贱儒，骂的狗血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