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既不像是与埃尔芬斯通勋爵待在一起时的那种怦然心动,也不像是与利奥波德舅舅待在一起的时候,那种由内而外的舒适感。
这种感觉,有点像是两者混杂在一起,说不清道不明的。
不过……
感觉不坏。
维多利亚犹豫着放下了写给舅舅的回信,在书写本上另起一页,写起了最令她感到放松的日记。
1837年5月24日,乘车前往圣詹姆士宫的中途。
今早的花是粉红色的,我猜是莱岑(或许是谁的建议?)特意选的。
也许是我多心了。但无论如何,它们让我心情变好了一点。
今天……太累了。每个人都在对我微笑,每一扇门打开前我都得先深呼吸一次。我知道,他们说我应当“自然地表现”,可这世上怎么可能有人在被所有人盯着时,还能始终保持自然的?
我几乎记不得那些来祝贺的人说了什么了。国王陛下派人送来了一架钢琴,夫人们送来了香水、项链,还有一本看起来十分滑稽的我自己的剪影。
伦敦的各大公司也削尖了脑袋,想要把他们的产品塞到我的手上。我收到了许多新裙子,几乎有小山那么高的各类化妆品(明明我平时是不被允许使用的)。
帝国出版公司也送来了几套《英国佬》作者们的精装本书籍,其中既有我最喜欢的丁尼生的最新作品,也有达尔文先生刚刚精修、整理出版的《贝格尔号航行日记》,甚至还有一本平时很少见到的埃尔德·卡特先生的诗集。
不过,虽然卡特先生的诗集很少见,但在抽空翻看了他的作品后,我很快就明白了他的诗集为什么少见了。公正的说,卡特先生在诗歌方面或许颇有才华,只不过……
当他的对比对象是阿尔弗雷德·丁尼生,或者亚瑟·西格玛(我不知道亚瑟爵士为什么非得用这个笔名发表作品)时,卡特先生是无论如何都要落在下风的。
其实我今天本来想写很多东西给舅舅的。我甚至都摊开了信纸,墨水也蘸好了。但写到第三行就停住了。
我不知道是该多写一点,还是少写一点。是该直白点,还是该含蓄点。仿佛写一个人的名字太多遍,就会让别人起疑,而写得太少,又显得我不在意。
可我明明……
嗯……
不说了。
我今天只是无端想起了亚瑟·西格玛先生的《金纱下》(除丁尼生的《玛丽安娜》和《夏洛特之女》以外,最喜欢的一首),用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再好不过了。
我记得马车上的那段路,
阳光像金纱垂落,
悄悄地,落在我裸露的手背,
暖而轻,
像一封未署名的信,
带着他呼吸里残留的温度。
我不敢动。
因为一动,
那枚他说“不小心落下”的手帕,
就会从我裙上的褶边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