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我借口看项目,绕路又去了一次李家坳。这次,我带了那个装着“私房钱”的信封,用好几层防水塑料袋裹好,还塞了一小包防潮的石灰干燥剂。趁四周无人,我迅速将那个小包裹塞进树洞最深处,用枯叶和一块随手捡的石头堵好洞口。做完这一切,我靠在粗糙的树干上,大口喘气,心怦怦直跳,不是因为害怕被发现,而是因为一种奇异的、叛逆的快感。陈建国,你锁着你的保险箱,防我像防贼。可我也有了你不知道的秘密,有了一个完全属于我的、小小的“金库”。老槐树沉默地站着,像个缄默的共犯。
从那以后,每个月,我总会找机会去一两次李家坳。有时是说去周边村镇做人力资源调研,有时是周末借口去郊外散心。每次,我都小心地观察,确认无人注意,才靠近老槐树。我会把新攒下的钱放进去,有时也会拿出一点应急。我把每一次的“存入”和“取出”都记在一个只有我自己能看懂的、藏在手机加密备忘录的小账本上。我看着那个虚拟的数字缓慢增长,像看着一颗被深埋地底的种子,虽然不知道何时能破土,但知道它还在顽强地活着。夜深人静,躺在陈建国均匀的鼾声旁边,我常常在脑子里数,离一个能让我挺直腰杆走出这里的数字,还差多少。这个念头,成了我晦暗生活里唯一的光。
我和陈建国的关系,进入了一种古怪的“平静”。我不再试图跟他商量任何涉及钱、甚至涉及家庭未来的事。他说什么,我听着,不反驳,不接话,实在需要回应,就“嗯”、“哦”、“知道了”。他大概以为我终于“认命”了,接受了“他的规矩”,甚至偶尔会流露出一种满意的神色,晚餐时多夹一筷子菜给我,虽然还是会说“这个肉贵,多吃点”。我看着他,心里冰冷一片。他永远不知道,眼前这个温顺的、沉默的妻子,心里正在一点点积攒离开他的力量,而力量的源头,就藏在几十公里外那棵老槐树的肚子里。
我以为我能一直这样,像只工蚁,沉默而坚韧地搬运,直到攒够我的“自由”。直到那个周末。
那天早上,陈建国起床就说科里临时有急事,要去单位加班。他神色如常,甚至比平时出门前多照了两下镜子。我没在意,他加班是常事,真真假假,我也懒得分辨。中午,我突然接到一个客户的紧急电话,有份文件需要我立刻回公司处理一下。想着他加班,我正好去公司,处理完还能去趟李家坳——又到了我该去“存钱”的日子了。
开车路过市中心时,等一个漫长的红灯,我无意识地望向车窗外。斜对面是一家新开的、颇为高档的西餐厅,巨大的落地窗擦得锃亮。然后,我就像被施了定身法,血液瞬间冲上头顶,又呼地褪得干干净净。
透过那扇明亮的玻璃窗,我看到陈建国。他穿着那件我上个月才帮他熨好的灰蓝色衬衫,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他对面,坐着一个女人,很年轻,看起来不到三十,卷发,穿着鹅黄色的连衣裙,正笑着说什么,眼睛弯成月牙。陈建国也笑着,那笑容不是我熟悉的刻板或敷衍,而是放松的,甚至带着点……宠溺?他伸出手,很自然地用纸巾擦了擦那女人的嘴角。女人娇嗔地拍了一下他的手背,他笑得更开了。
绿灯亮了,后面的车不耐烦地按着喇叭。我猛地惊醒,手忙脚乱地踩下油门,车子冲了出去。开过两个路口,我把车猛地拐进一条小巷,熄了火。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我趴在方向盘上,手脚冰凉,胃里一阵阵翻搅。
原来如此。什么加班,什么规矩,什么钱都要有计划。他的计划里,从来就没有我,只有他自己,和他的“新人”。那些防我像防贼一样的精明算计,那些在话语里贬低我的斤斤计较,不是为了这个家,只是为了确保他的资源,能最大化地用在别处。我以为我只是个不被信任的租客,原来,我连租客都不是,我像个可笑的障眼法,一块他维持“老实人”体面门面的背景板。
恶心,愤怒,屈辱,还有一丝早就预料到的荒诞的平静,混杂在一起,几乎将我撕裂。不知在车里僵坐了多久,直到手机再次响起,是客户的催促。我深吸了几口气,用力擦了把脸,启动车子。去公司的路上,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无比清晰:李家坳,老槐树。我得去看看我的“种子”,那是我现在唯一的,实实在在的指望。
处理完工作,已是下午三点多。天色不知何时阴沉下来,乌云低垂,空气闷热潮湿,预示着一场大雨。我顾不得许多,驱车直奔李家坳。进村的路比往常更颠簸,我的心也像这路一样,七上八下。
刚到村口,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顷刻间连成雨线,又织成密不透风的雨幕。视野变得模糊,雨刷疯狂摆动也刮不净倾泻的雨水。我把车停在老槐树附近一处勉强能避雨的屋檐下,等了几分钟,雨势丝毫没有减弱的意思,反而越下越大,雷声隆隆,天色暗得像傍晚。
不能再等了。我咬咬牙,从车里翻出一把备用的小伞,冲进雨里。伞在狂风暴雨中几乎毫无用处,短短几十米,我浑身就湿透了。雨水顺着头发、脸颊往下淌,模糊了视线。我跌跌撞撞跑到老槐树下,巨大的树冠也挡不住这样猛烈的雨,树下积水横流。
我顾不上那么多,跪在泥水里,扒开洞口掩盖的枯草和那块我熟悉的石头,急切地把手伸进树洞深处,摸索我的那个塑料包裹。
摸到的,只有潮湿滑腻的树洞内壁,和几片黏糊糊的烂叶子。
我心脏一停,不死心,又往里探,整个手臂几乎都伸了进去,在可能藏匿的每一个缝隙里抠挖。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个包裹了几层塑料袋、应该有一定体积的东西,不见了。树洞深处空无一物,只有雨水灌进去,在底部积起小小的水洼。
不……不可能!我一定是摸错了地方!我哆嗦着缩回手,就着微弱的天光,仔细辨认。没错,是这个树洞,这块我做记号的石头……可我的钱呢?我这一年多,像做贼一样,一分一毛攒下来的血汗钱,我全部的希望,不见了!
雨水冰冷地浇在我头上、身上,我却觉得一股更刺骨的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被偷了?被野兽拖走了?还是……被陈建国发现了?最后一个念头让我浑身一颤。不,他不知道这里,我从来没透露过。可如果不是他,谁会发现这个偏僻村口老树洞里的秘密?
我失魂落魄地跪在泥水里,大脑一片空白。直到一声炸雷在头顶爆开,我才猛地惊醒。不能待在这里。我挣扎着站起来,踉踉跄跄跑回车上。车内狭小的空间让我稍微找回一点神智,但恐惧和绝望像冰冷的藤蔓,缠得我几乎窒息。钱没了,我的退路,我的希望,没了。是谁干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一具行尸走肉。陈建国依旧早出晚归,身上偶尔沾染一丝陌生的香水味,我闻到,只觉得反胃。我试探着,用最不经意的口吻提起李家坳,提起那棵老槐树。他只是掀了掀眼皮:“哦,那棵树啊,有些年头了。怎么突然问这个?”神情没有任何异常。
不是他?那会是谁?村里人?路过的人?这个念头折磨得我几乎发疯。我必须知道答案。
周末,我又去了李家坳。这次,我没直接进村,而是把车停在更远的地方,徒步绕着村子外围走。我假装拍照,仔细观察。老槐树附近没有人家,只有一条通往后面山林的小路,平时很少有人走。树本身很显眼,但那个树洞位置隐蔽,不特意去找,很难发现。一个过路人偶然发现并拿走钱的概率,有,但不大。
我在村里慢慢踱步,跟几个在门口晒太阳的老人搭话,问起村里的近况,有没有生人来。老人耳朵背,问东答西,只说前阵子下雨塌了段田埂,又说谁家的狗丢了。没问出什么有用的。
就在我几乎要放弃,心灰意冷地走回停车的地方时,路过村口小卖部。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胖胖的、一脸精明的女人,正靠在柜台边嗑瓜子。看见我,她眼睛转了转,露出笑容:“哟,这不是建国媳妇吗?有些日子没见你回来了。”
我勉强笑笑,点点头,心里一动,走了进去,买了瓶水。付钱时,我装作闲聊:“嫂子,最近村里挺平静的吧?我上次来,好像看见有生面孔在村口转悠。”
老板娘接过钱,找零,瓜子皮随口吐在地上:“生面孔?咱们这穷乡僻壤,哪来什么生面孔。”她想了想,忽然压低声音,带着点八卦的兴奋,“不过你要说外人……前些天,就下暴雨那阵子,我倒是看见一个人,眼生,不像咱村的。”
我心头一跳,握紧了水瓶:“什么人?”
“一个女的,开着小车来的,就停在那边。”她指了指村外大路的方向,“穿得挺时髦,打把花伞。雨那么大,她也不怕,就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站了好一会儿,左看右看的,不知道干啥。后来雨小了点,她就开车走了。啧,那车,亮锃锃的,一看就不便宜。”
女人?时髦的女人?在老槐树下?就在我丢钱的那天下午?
“她……长什么样?您看清了吗?”我的声音有些发干。
“离得远,雨又大,模样看不太真,就知道挺年轻,头发是卷的,穿个黄裙子……对,黄裙子,在灰蒙蒙的雨里头,还挺扎眼。”老板娘咂咂嘴,“我还寻思呢,是不是哪个城里人闲着没事,跑来看古树了。那老槐树有啥好看的……”
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了。耳朵里嗡嗡作响,只有几个词在盘旋:女人,年轻,卷发,黄裙子,暴雨天,老槐树下。
黄裙子……卷发……
西餐厅落地窗里,那个鹅黄色的身影,弯弯的笑眼,和陈建国之间亲昵的动作,猛地撞进我的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