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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与癌共生（第2页）

尽管身上插着五根管子，两只胳膊都打着点滴，白天我也会尽可能起身坐在病房里的沙发上。我拄着拐杖走到沙发的位置，在那里坐下看书，听音乐，打打盹儿，放松。很长时间以来，容易走神的我总是被说意志薄弱，身边的人甚至笑我是“树叶般的意志”，尽管总是想选择安逸地躺在床上，但那段住院的日子我可以说是相当努力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外科手术切开的伤口渐渐开始恢复，也没有那么疼了，接下来要烦恼的是术后并发症。并发症就像新开的快闪店一样每周层出不穷，在应对一个接一个并发症的日子里，我也吃不好饭，体重掉了13公斤。

医生们为了我尽心尽力，但我的体能作为关键影响因素却跟不上治疗，身体状态恢复得不如预期，一直在低水平线上徘徊。我开始想象灰暗的未来，也许余生再也无法走出医院了，这些想象让我完全丧失了信心。确诊癌症以来，不管是在我自己还是旁人眼里，这段日子都是最痛苦的吧。

之后终于可以开始吃东西的时候，我又对医院的餐食感到不满。虽然我非常感谢这家医院，但这里的餐食真的不好吃，以至于我都好奇怎样才能做出这么难吃的饭菜。所以我恢复食欲之后，就任性地让身边的人给我捎了鳗鱼饭和猪排盖饭改善餐食。

所住医院附近的天空

我的伴侣每天来医院看我，给我送饭，却因为那时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扩大的措施，无法与我见面说话。因此，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隔着医院前面的马路挥手致意成了我们的习惯。

傍晚，我拿出手机点亮电筒，朝着马路对面挥舞致意“我在这里哦”，然后从10楼病房的窗户望过去，就能看到对面也有一个豆粒大的闪光点在左右晃动。伴侣为了让我能从病床上起身，想出了这个方法。

虽然近在咫尺却无法见面，我们说着“这样好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便把这个习惯叫“罗密朱丽”。每天“罗密朱丽”，持续了大概一个月吧。后来我又再次住院，她也用同样的方式来看我。虽然是毫不新鲜的表达，但我还是想说，最难受的时候我是被爱拯救的。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做了大大小小六次手术，摘除了外科手术范围内的所有肿瘤。最大的手术是摘除转移到肺部的恶性肿瘤，在2021年10月和12月分两次进行，每一次都花了三四个小时。

然而，当我以为这就是最后一次手术了，没想到病灶仍然残留在我的身体内，而且以后还会继续增殖。当医生告诉我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也不由得备受打击。接下来不能再靠手术摘除肿瘤，而是要靠药物进行全身治疗，真是看不到尽头的抗癌生活啊。

友人的存在

住院期间意志消沉时，关于友人，我也有了一些思考。我以前老是把“我没有朋友”这句话挂在嘴边，二十多年前，也曾经尝试对“朋友”这个词下定义。

那时候我的结论是，当身处困境，比如家里发生火灾，进了小偷，又或是马桶漏水，马上能打电话商量的人，就是我的朋友。而这次生病，我又数了数能商量的对象，发现在美国，在欧洲，当然还有日本，都有好几个这样的人，不由得心生感激。

朋友不需要非得跟我有一样的思想信念和兴趣爱好，唯一的要求就是：值得信赖。即使这样的人数量不多，但他们的存在已经让我觉得自己十分幸运。

其中一位就是德国艺术家卡斯滕·尼古拉[9]。他以“阿尔瓦·诺托”（AlvaNoto）的名义开展音乐活动，我和他一起制作了专辑Vrioon（2002）和Insen（2005），以及电影《荒野猎人》[10]原声音乐等作品。

第一次见到卡斯滕，是他和池田亮司[11]一起在青山的SPIRAL[12]演出的时候。卡斯滕长得有点凶，做的音乐也是很前卫的后现代派，但他性格非常温和，又照顾家人，让人简直想称呼一声“老爹”！从见到他的那天开始，我就跟他很亲近。

卡斯滕的家乡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里在欧洲也算是有乡土气息的地方，可以说与日本也有些共通之处。写到这里，我想到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也来自那里，在媒体上看到的她也给人“有胆量的妈妈”的印象。总之，我在接受大手术，想到自己有可能在手术中意外去世的瞬间，第一个想要联络的人就是住在柏林的卡斯滕。而他也一如往常，像对待自己的事情一样倾听我的烦恼。

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13]和美籍韩裔艺术家白南准[14]，身处相隔8000千米以上的欧亚大陆两端，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果要将我和卡斯滕与伟大的博伊斯和白南准作比，可能太妄自尊大，但我们两人的友谊确实和他们的关系很像。

可疑的时间

音乐被称为“时间的艺术”。在时间这条直线上，有音乐作品的起点，也终将迎来作品的终点。因此对我来说，时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在我健康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将时间的永恒性和单向性作为前提进行创作，而当我需要直面生之有限的此刻，我也感觉有必要用和以往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时间。

如果我们不能用更现实、更认真的态度来面对时间，而只是用哲学性的方法论来思考的话，不是会被时间所特有的迷惑性欺骗吗？从这样的想法出发，这几年我阅读了从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康德、海德格尔、柏格森，再到当代物理学者们关于时间的论著。

虽然还是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答案，但我心里逐渐确定了一件事：牛顿提倡的“绝对时间”概念是错误的。他主张时间与任何观察者的感受无关，且在任何地方都保持匀速前进。不是的，时间不过是我们的大脑产生的一种幻想，这就是我现在的结论。

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我们都是基于牛顿式的时间观念在制定生活方式的规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感觉从19世纪末开始就没有变化，甚至可以说，这些规则变得更加细致了。

各国的城市之间的时间就是在19世纪末才得以统一的。在那之前，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时间制度，在欧洲的铁道网发达之后，才产生了将各个城市的时间进行统一的需要。实际上威尼斯的正午和柏林的正午——那一天里天空中太阳位置最高的时刻就是不同的，我们只是视而不见，假装这一刻好像原本就是完全相同的。本来也是，谁都不会在意某个城市的时间是不是晚了10分钟。

我想在我最近的作品里，就有我对于时间的这些疑惑和思考。2021年，我和高谷史郎[15]一起制作的剧场作品《时间》（Time）以“时间”为名，而在那之前的2020年，我为日本东北青年管弦乐团[16]创作的新曲子就叫《此刻时间在倾斜》。

“时间在倾斜”是个大家不太习惯，甚至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表达方式。它其实是我从里尔克[17]的诗集《时辰祈祷》开头一个小节里截取的句子。这本诗集由同为诗人的尾崎喜八[18]翻译。以下是这一部分的引用：

时间倾斜，触碰我，

发出清澈的金属般的声响。

我的感官在战栗，

我觉我能——

我能抓住这可塑的白昼。

读起来很有韵味吧。其实这一段通常解释为里尔克描写的是钟声响彻教会的场面，但尾崎喜八把第一句翻译为日文的“时间倾斜，触碰我”，这和小林秀雄[19]对兰波[20]诗集的“超译”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觉得这一句是神来之笔，因此在曲名中进行了借鉴。关于《时间》，关于《此刻时间在倾斜》，之后有机会我会来仔细说说。

儿子推荐的音乐

住院的时候有好多难受的事情。体力衰退，免疫力衰退，每天要吃一大堆的药，身体也无法自由行动。即便在那样的日子里，仍然会有让我醉心音乐的瞬间，在这些瞬间里，我能够忘却自己的病痛。有意思的是，我专注在创作自己作品上的时间也变多了。

比如，准备《时间》的发表，和高谷史郎连线对作品进行微调——在这些时间里，我能够忘却身在病房这个令人郁闷的事实，也能够忽略身体的病痛。这些都是让我庆幸自己从事音乐创作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