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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与癌共生（第3页）

“Music”（音乐）这个词的词源是“Muse”（缪斯）。缪斯是希腊神话中掌管艺术文化的女神。魅力四射的女神们要是突然降临在刚做完手术、尚且虚弱的我面前，我还是会有点吃不消的。这种时候，我会告诉她们“过一会儿再来”，然后去聆听一些还未能成为音乐的声音。

我特别喜欢雨声。最近十年，包括在纽约的时候，我经常去听雨。下雨的时候，我会在病床上竖起耳朵聆听窗外的雨声；不下雨的时候，我便整夜播放在YouTube上找到的连续8小时播放的雨声视频。视频网站上的雨声经过压缩，与自然界中360度包围着我的真实雨声完全不同，即便如此，它们也能让我心神安定。

还有这样一件事。住院的时候，我随意播放了儿子发的一首歌曲，却没想到在这首歌的前奏到前面几小节的部分就突然泪如雨下。这首歌是美国乡村音乐歌手罗伊·克拉克演唱的《昨日当我年少轻狂》（Yesterday，WhenIWasYoung）。

我这个人即使平常听歌曲，也不怎么在意歌词，罗伊·克拉克也是我平常很难接触到的歌手，所以没想到自己会如此被这首歌打动。

这首歌里唱的，既有对自己人生的肯定，也有面对那些无可挽回之往日的超脱境界。不可逆的时间线尽头的苦涩未来，我想不论是谁，不论他是什么职业，都或多或少想过吧。在我现在这个年纪，这首歌深深地刺痛了我，让我听着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昨日当我年少轻狂》的作者，是法国香颂歌手夏尔·阿兹纳佛。写这首歌的时候，阿兹纳佛还很年轻，而在他晚年演唱这首歌的现场视频里，那年迈的姿态也特别令人动容。

或许没有生病的话，我不会觉得这首歌那么好；又或许没有到这个年纪的话，我根本不会那么仔细地去听这些歌词。我还没有仔细听过日本的演歌，但现在去听可能会有和年轻时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寅次郎也是这样吧。《寅次郎的故事》系列电影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每年都会上映，但我这个年代的人当时对这样的电影不屑一顾，只顾着“高科技”“后现代”，在东京街头流连玩乐。但其实那个时候的寅次郎，已经在用“乡愁”这个主题，感叹昭和时代的辉煌即将一去不复返。

从更广的角度来说，思考不断变化的地球环境问题，也和这样的怀旧情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到了我这个年纪，光是看到《寅次郎的故事》开头背景画面里的江户川风景，就足以大哭一场了。

第一次产生破坏冲动

我的音乐创作常常被评价为致力于打破传统价值观。的确，我不喜欢照搬已有的音乐“公式”。既然是创作，就应该不断挑战自我，尝试新的东西。

然而就像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先锋艺术”那样，“打破传统价值观”这个说法，也让我有些抵触。“前卫”是新的，“后卫”是旧的；或者说知识分子是进步的，大众是保守的——这样的“二分法”早就过时了。

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音乐的话，我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在我出生的1952年，约翰·凯奇就发表了《4分33秒》[21]；在美术领域，马塞尔·杜尚把“现成品”《喷泉》[22]送去参加展览是1917年。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戏剧、电影、文学及音乐等领域，都兴起了先锋运动。一言以蔽之，就是摒弃旧的价值观，倡导新变革。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些运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或许也是一种时间论吧，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大家共享的线性历史规则，姑且不论政治是否如此，我个人认为今后在艺术文化方面，应该不会再出现某种具有强烈破坏性的价值观了。

人各有异，也有一些表达者能在重复过去经验的创作中收获快感吧。但很遗憾我不是的，虽然我也没有要追逐现代最新技术来创作的想法。我只是想创作自己想听的音乐而已，不会去考虑先锋派这样高深的事情。

所以我非常惊讶于自己在《时间》舞台成型的瞬间，内心产生的破坏冲动。《时间》既是一个装置，也是一场演出，是我视为《异步》这张我带有很深感情的专辑的续篇来完成的作品。

我做事没什么计划性，比如这次爬了北阿尔卑斯山，那下次试试爬南阿尔卑斯山，像制订登山计划一般来制订创作计划这种事，在我的人生中闻所未闻。四十年来都是随心所欲，可以说每次创作都和上一次不太一样。这种不太思考明天要怎么办的性格，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活在当下”吧。

在发行《异步》之后，我的想法有了一些变化。不知道是不是《异步》对我的影响太大，我开始觉得，除了攀登过的山，也许还有更高的山峰存在于未知之处，因此想要再去做一些挑战。

后面我会来详细说说《异步》这张专辑。“Async”是“asynchronization”的缩写，意思是“异步”。现今世界流行的音乐都在追求“同步”，我却想要提出异议，也是对时间这一存在本身提出质疑。这些背后是我的生死观的一些变化。

由于住院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本人未能到场参加，但2021年6月，《时间》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艺术节上顺利迎来了首演。3天里演了3场，每场结束之后，我都会跟在现场指挥的高谷史郎连线，远程对演出做一些修改指示，到最后一场的时候，演出的效果已经可以说是比较理想了。

我不太喜欢使用“完成版”这个词，尽管《时间》第三次公演时的舞台确实有了趋近完成的形态。但也就是在那时，我突然产生了想要亲手毁掉《时间》这件作品的冲动。《时间》是我在病中坚持完成的作品，前后花费了四五年的时间来制作，我对它有很深的感情，因此这种未曾预料到的破坏冲动，也是一种完全未知的体验。

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作品产生如此强烈的破坏冲动？直到现在，我也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和时间的悖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否定A，并同与之相反的B对抗，最终抵达C——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考逻辑。然而，在这种一开始就确定了原因和结果的思维方式里，早就蕴含着某种时间的幻象。

因此，也许有这样一种可能：当我目睹《时间》成了一件成型的作品时，哪怕只是一个瞬间，这种完成形态也让我难以忍耐。和别的舞台相比，《时间》已经是一个有很多即兴元素的作品了，即便如此，当它拥有“完全形态”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固定化。

今后《时间》要在别的地方演出的话，呈现方式可能也会与在荷兰艺术节时有所不同。

我以前就不喜欢庄重的有仪式感的东西，看来这种感觉随着年纪的增长越发明显了。现在我会随心所欲地弹钢琴，每天花几个小时去享受手指敲击琴键时发出的声响。对我来说，这样的心态就足够了。

对《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23]的想法

我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既然好不容易延长了生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想要写出超越《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作品”这样的话。

音乐创作的灵感就是一瞬间的事。实际上，我想出《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那段旋律只花了30秒。坐在钢琴前，下意识地闭上眼睛，下一个睁开眼睛的瞬间，那段旋律就已经带着和音浮现在了乐谱上。可能你会觉得，别开玩笑了！但这些都是真的。所以我想，只要我的生命还能延长1分钟、2分钟，就有可能写出更多新的作品。

我尊敬的音乐家们在去世之前也一直坚持创作。巴赫在生命最后的3个月失明，生前最后一部作品《赋格的艺术》中最后一首赋格曲的乐章在中间突然结束。我小时候听到这首曲子，好奇为什么会在这里中断演奏，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作曲家写到这里时，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还有五十多岁离开人世的德彪西，他的最后一首作品是献给一位煤炭商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物资匮乏，煤炭商人为卧病在床的德彪西送去了煤炭。德彪西受这位煤炭商人之托，写下了《燃烧的煤照亮夜空》（Lessoirsilluminésparlardeurducharbon）。这首钢琴短曲，也是他的遗作。我很敬仰这些前辈，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写出新的作品，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

为什么我还要执着于写出超越《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作品呢？当然，这首曲子是我的代表作，为世人所知，但我真的很讨厌公众印象就此固定，因此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我坚决不在演奏会上弹它。不论我走到哪里，都会被人问：“您能演奏一下《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吗？”真是没完没了，让我受够了。

那我又是为何再次演奏这首曲子呢？其实契机是2010年我在日本的时候，去武道馆看了卡洛尔·金和詹姆斯·泰勒的演唱会。我和其他观众一样，都在等着卡洛尔·金唱她的名曲《你有个朋友》（YouveGotaFriend），但那天卡洛尔像故意吊观众胃口一样，迟迟不唱。等到最后的最后，卡洛尔终于唱了这首歌，我心满意足，觉得能在现场听到太好了。后面还有返场曲目，但听完这首我就回家了。

想着“我才不要弹《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而固执地拒绝演奏的我，轮到自己去别的艺术家的演奏会，却因为听不到代表曲目而烦躁不安。所以那时我就想通了：我不应该否定那些冲着《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来坂本龙一演奏会现场的观众的存在。

当然，直到现在，我还是会对“因《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而扬名的坂本龙一”这种介绍方式有些反感。所以在一段时间里，我也在努力破除世界对我的刻板印象，这种想法转了一圈，到了“为这种事耗费我宝贵的心力，实在是太无聊了”的阶段。

我不愿意把改变他人的看法当作自己的动力，只要能默默地做自己想要做的音乐就足够了。虽然我的最后一首作品不一定是好的，但我不会把打破“坂本龙一等于《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这种刻板印象当成余生目标。如果为了这个目标来使用我剩下的时间，实在太傻了。这就是经历了各种心境变化之后，现在我对这首作品的真实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