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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与癌共生（第4页）

父母的辞世

我想在这里也回顾一下父母的辞世。我在《音乐即自由》（2009）里也写到过，2002年9月28日我父亲坂本一龟[24]去世时的事。那时我正在欧洲举行BossaNova音乐的巡回演出，[25]途中收到母亲的消息，说肾脏不好、常年在做人工透析的父亲病情恶化了。

如果当时能找到代替我演奏的人，或许我还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那时，我面临要不要放下演出回日本的抉择，非常痛苦，思前想后最终决定留在欧洲，继续巡回演出。我想父亲会理解我的选择。

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是在一周后，在从比利时开往法国的巴士上。当时应该是凌晨4点左右。虽然早已做好心理准备，但我记得那时还是有种“父亲终究没能熬过来啊”的巨大无力感。

我母亲那时一直在照顾住院的父亲，在她离开病房去吃早餐的15分钟里，父亲去世了。所以我想，要家人临终时陪在他们身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父亲辞世之后，母亲一个人在东京生活了一段时间。她也得过包括甲状腺癌在内的各种疾病，每次手术之后都展现出惊人的恢复能力，还算是健朗。

但原本所有生活琐事都亲力亲为的母亲，渐渐连打扫也无法顺利完成，这让我越发担心起来。因此2009年夏天，我说服她住进了医院。本来我也考虑过临终关怀的设施，鉴于母亲对此有些排斥，我便先带她去普通医院进行治疗，后来又带她住进了专门照顾老人的医院。

母亲一开始抱怨说“自己的家才是最好的”，后来似乎渐渐喜欢上了那位年轻的男性理疗师，在医院里看上去也心情愉悦。

我那时还住在纽约，把母亲托付给医院之后，告诉她“下次回日本工作时我再来看你”便暂时告别了她。当然，我明白她已经八十多岁，就算突然生变也在意料之中，但好在那年12月我又有了在日本的钢琴演奏会，巡回演奏的间隙能频繁前往医院看她。

其实那一年年末我本来是要回美国的，突然想去和一位住在纽约的熟人商量一下是否应该离开日本。这位女性熟人平常就总说“我能够看到未来”，而且实际上也因预言成真而备受推崇——听起来她像是装神弄鬼的可疑人物，其实她曾经活跃在日本的演艺行业，有不少厉害的成绩。

这位熟人告诉我：“新年后的1月9日，我就看不到你母亲的能量了。”听了这话，我也半信半疑，心想她要是算不准当然最好，可还是延长了待在日本的时间。结果，我母亲在次年1月9日与世长辞，真的让我非常惊讶。

母亲辞世的时候，我也恰巧没能在那个瞬间陪在她身边，但能马上赶到医院。我作为母亲丧事的丧主，主持了守灵夜、葬礼和告别仪式，等到所有仪式结束后的1月20日回到了美国。我订了1月20日的机票之后，想想这也确实应验了那位熟人在上一年年末时所说的让我待在日本的话。

我在给出席母亲葬礼的各位宾客准备的葬礼手册上，引用了母亲生前喜欢的歌者柿本人麻吕的一首和歌：

隐国泊濑山，山间云不去，莫非娘子化烟云？[26]

相传，这是奈良时代柿本人麻吕为火葬泊濑山的土形娘子写下的一首挽歌。因为我是独生子，母亲去世之后，家里真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没有任何想要守护家族制度或墓葬文化的想法，但想到这一点，还是让我心生寂寥。

生命原本的形态

在过去的几万年间，生活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在爷爷、奶奶生病时，往往无法提供太多帮助，能做的只是默默地看护他们直至离世。当然，即便在没有现代医疗的年代，当时的各个部落也会传承使用草药或念咒之类的习俗来缓解老人的痛苦。

我之前问过中泽新一[27]，得知在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并没有留下太多研究人将死之际的成果，这让我很意外。如果有人特别了解这个领域的话，我也很想向他请教。著名的古埃及《亡灵书》[28]，尽管对死后的世界有所记载，却也对陪伴亲近之人离世一事只字未提。

我出生长大的家庭本质上也是现代城市家庭，所以并没有积累丰富的生死观。如果是两三代前的乡村家庭，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志贺直哉[29]在小说中描述了这样的家庭面对家人临终时的情景。

然而，与此同时，我感到现在支撑日本人生死观的“脊梁骨”似乎都已经消失。所以我正努力从听闻的藏传佛教故事中收集有关生死观的片段，来思考自身的死亡问题。

顺便提一下，南希·伍德[30]将美洲印第安人的哲学总结成了一本书，书名叫《今天是个死去的好日子》（TodayIsaGoodDaytoDie）。我觉得她这种感性很有意思。我不确定这种说法是不是带有一种类似斗士的傲慢，但我想她直接否定了现代思维中尽可能延长生命才是正道的想法，这种干脆的、顺其自然的态度令人向往。

我还想起这样一件逸事。有一位名叫肥田春充的武术家，不高大却拥有极强的力量，能够将地板一踏而穿。他创立了肥田式强健术，同时是一位知名的思想家。据说在他72岁的某一天，他因为担忧人类的前途而进行了长达49天的断食，最终就这样离开了人世。这种方式无法模仿，但我觉得确实是一种非常壮烈的死法。

从被诊断出癌症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想着这件事：如果这是一百年前，没有对症治疗的方法，我早就已经死了。我还经常做一个比较，那就是夏目漱石在大正时代因为胃溃疡恶化去世时才49岁，与他相比，即使我在2014年，也就是62岁发现癌症时去世，也已经活了足够长的时间。我已经顺利度过“还历”[31]，身边的人也能接受了吧。要知道“还历”，就是人生的一个循环节点啊。

人类能够活到八九十岁，也就是最近三四十年的事情吧。想到人类长达20万年的历史长河，想到没有高科技医疗的时代，我真的不确定到底是否有必要为了延长寿命而逼迫自己接受治疗。

我认为，想要拒绝痛苦的治疗，只接受最低限度的护理以迎来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样的价值观应该更多被社会接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对在瑞士与荷兰合法化的安乐死感兴趣。

尽管如此，我接受了放疗，做了外科手术，还愿意接受化疗这样的治疗方式，这和我的想法其实是矛盾的。让我感到困惑的还有，我的身体远比我的意识保守得多。不过，我还是认为，自然地活着和自然地死去，是动物原本的生命方式，只有人类从这种方式中抽离了出来。

40岁之前我从未思考过健康的事情，过着野兽一般的生活。之后，由于视力开始下降，不得不正视自己的身体，并接受了野口推拿[32]和长寿饮食法[33]。但我开始日常服用西方医学的药物，也是在62岁第一次确诊癌症之后。我想罹患癌症肯定有其原因，而如果我最终因此离世，也能心平气和地觉得这就是我的人生吧。

2021年1月的手术后，我发布了一则声明：“此后的日子，我将与癌症共生。希望接下来可以继续进行音乐创作，感谢各位一如既往的陪伴。”我选择“与癌症共生”，而不是“与癌症战斗”这样的表达，也许是因为在我心里，即使强行战斗也没有意义吧。

死后的世界

有一部由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朱迪·福斯特主演的电影，名为《超时空接触》。这是一部根据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行星探测队领袖卡尔·萨根的小说改编的科幻巨制，上映时引起过轰动，许多人应该看过它。

福斯特饰演的主人公艾莉是一位天文学研究者，从小就对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其他文明感兴趣。然而，她最亲密的理解者，即她的父亲在年轻时就去世了。电影的后半部分，登上太空船舱的艾莉穿越虫洞，穿越时空，在一片蔚蓝的大海前再次遇见了她最爱的父亲——就站在白色的沙滩上。其实是地球外的生命体以她父亲的姿态出现，但艾莉仍然因为这次重逢获得了救赎。在这个广阔的宇宙中，我们每一个人并不孤独——这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

卡尔·萨根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我想以他的学术生涯和资历，一般来说应该会对撰写如此浪漫的故事感到反感。然而，作为一流科学家的萨根，也具备了这样的想象力，我觉得这一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也想起了我敬爱的安东尼奥·卡洛斯·裘宾的故事。裘宾深爱着他的国家巴西的自然，他以环保主义者的身份闻名，并为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峰会制作了乐曲。这样的他，对亚马孙热带雨林的砍伐应该比常人更感到痛心。

裘宾在世时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神让亚马孙的300万棵树被如此轻易地砍倒，一定是在别的地方赋予了这些树新的生命。那里一定有猴子，有花，有清澈的水流。等我死了，我要去那里。

父母和孩子一起仰望夜空时常会对孩子说：“那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就是已经去世的爷爷哟。”从科学角度来说，发出强光的是远在万里之外的恒星，具有太阳数千倍的能量，不可能适合人类居住。但孩子们有时候，也想要相信父母说的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