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了。托马斯并未参与战争。他不知道其后果意味着什么。他将会习惯。他准备在斯德哥尔摩的格兰德酒店住下来,接受瑞典人的招待,卡提娅和埃丽卡的房间也在隔壁。他的歌德讲座将会在乌普萨拉举行,然后在哥本哈根、隆德。之后他们将赴瑞士,在十多年后第一次在街头听到德语。
在斯德哥尔摩的第一天,他答应跟埃德加·冯·于克斯屈尔去参观城市。他早在一九二〇年代就结识了于克斯屈尔,此人因为卷入反希特勒的政变,在战争结束前一年被捕。他们谈笑自若,但还是因为战争期间各自的事而生疏了。
托马斯能感到他的朋友心怀忧虑,尤其是当托马斯说出某种确定的信念时,于克斯屈尔更是面露忧色。当托马斯认识于克斯屈尔时,他是个固执己见、好争辩、爱交际的人,他喜欢争论和活泼的对话。如今他有的那些陈腐的观点,想必是从报纸上搜集来的。
托马斯觉得难以想象当反希特勒的政变失败时,于克斯屈尔是多么恐惧。虽然他在政治圈里的人脉救了他,他还是差点遭殃。
托马斯在城市里逛了一圈后,与于克斯屈尔告别,去咖啡馆与卡提娅碰头。
“我已经老得没法旅行了,”卡提娅说,“我三点起床,穿好衣服出门散步。酒店里的人一定以为我疯了。”
他和卡提娅走进酒店时,埃丽卡正在大堂里等着他们。她脸色阴沉。她没打招呼,快步走到他们面前,然后又走开,招手让他们跟上。她开口时,托马斯不确定是否听错了,但当他让她把话重复一遍,她摇了摇头。
“我不能在这儿说。但他死了。克劳斯死了。他服药过量。”
他们慢慢地走着,默默无言地,从大堂走向卡提娅的房间。
“我刚好躺在床上,”埃丽卡说,“我本该出门散步的。”
“电话是打给你的?”卡提娅问。
“我不知道是打给谁的。但接到了我的房间。”
“你确定吗?他们确定吗?”卡提娅问。
“是的。他们问接下来如何安排。”
托马斯听着这句话,疑心她是否有所误解。
“安排?”他问。
“葬礼。”埃丽卡说。
“我们才刚接到消息,”卡提娅说,“他们就要我们决定葬礼的事?”
“他们想知道该怎么做。”卡提娅说。
卡提娅一直抚弄着手指上的戒指。当她无法把其中一个完全摘下来时,她的手开始颤抖。
“你为什么要把那个戒指摘下来?”托马斯问。
“什么戒指?”她问。
托马斯朝埃丽卡看了一眼。这是他们一直害怕的消息,但如今消息来了,却显得那么不真实。
“他们有没有给你电话号码?”托马斯问。
“给了,”埃丽卡说,“就在我手头。”
“我们能不能打过去确定那人是否是克劳斯,他是否已经被验明身份?”
卡提娅说得好像她并没有在听。
“我不想看着他的棺材埋到地下,”卡提娅说,“我不想看到。”
“我已经一遍遍问他们是否确定。”埃丽卡说。
“然后他们问你如何安排?”
“我可以一个人去,”埃丽卡说,“我一到就去安排。”
“你不能一个人去。”卡提娅回道。
托马斯想安慰卡提娅时,她背转身。
“克劳斯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她说,“我们已经和他道过别。或者我觉得我们道过别了。现在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米夏埃尔的乐队就在附近,”埃丽卡说,“我想他在尼斯。”
“打电话给他,”卡提娅说,“也给戈洛传个话,然后我们设法联系莫妮卡。我来给伊丽莎白打电话。刚才我还在想,我们谁去和克劳斯联系,可他是死掉的那个人。很难去想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即便此刻,他的声音对我而言还是鲜活的,他还活着。”
她停顿了片刻。
“他对我而言还是活着的。我太老了,接受不了。我永远无法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