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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走出非洲 女性的全球化注定颠沛流离（第1页）

不凡的女性精神之旅，经常从庸俗的欲望开始

本章我们来讲一讲丹麦作家凯伦·布里克森的长篇小说《走出非洲》。

这是一部发表于1937年的作品，这部小说的一个传奇之处在于尽管它是位女作家写的，却被很多气质粗犷、具有浪漫硬汉情结的作家所称赞。例如美国作家海明威，1954年他因为小说《老人与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在授奖仪式上说，他的这个奖其实应该授予凯伦·布里克森。可见这位女作家作品的魅力是相当大的。1957年，凯伦·布里克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进入最后四人名单，可惜最终没有获奖。1959年，她再次进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前四名，这回可以说十拿九稳，因为她在四个人里面排名第一位。谁也没有想到，最后宣布的却是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获奖。为什么呢？完全是文学之外的原因：一个叫约翰松的评选委员提出，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北欧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比例太高，已经引起世界文学界的强烈不满，如果1959年再授给这位丹麦女作家，评奖委员会在舆论上有压力。这理由并非空穴来风。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其中有5年没有评奖，到1969年，64位获奖者中有11位北欧作家，很多人都认为瑞典这个北欧国家评选的诺贝尔文学奖，实在是太偏袒北欧人。就因为这个缘由，凯伦·布里克森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但同样也因为这个原因，世界文学界都将凯伦·布里克森视为世界顶级作家。

为什么这位丹麦女作家会有这么高的文学声誉呢？我们先看一下她的创作历程。

凯伦·布里克森1885年4月出生在丹麦，她的祖父是一个贵族，有男爵封号，还是个著名的冒险家，参加过法国军队去非洲打仗。她的父亲是八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七，按照欧洲的长子继承制，她的父亲没资格继承祖父的男爵封号，但他很会挣钱，全世界跑，还跑到美国做皮货贸易，跟一个印第安女人生了个孩子。1879年他34岁的时候，回到了丹麦，在首都哥本哈根北面不远的地方买下了一个庄园。六年后的1885年，凯伦·布里克森就出生于此。现在这个庄园还保留着，里面有凯伦·布里克森纪念馆。

凯伦·布里克森的家里很有钱，但她父亲精神压力很大，因为他在周游中染上了梅毒，身体很差，常年住在疗养院，在凯伦10岁那年，她的父亲上吊自杀了。父亲去世之后，这家人生活没遇到什么问题，一家人常到国外去度假，凯伦还有钱去巴黎学绘画，物质条件非常优渥。但是那时候的欧洲，男性还是家庭的支柱，凯伦一家尽管有钱，但父亲去世了，这家人在社会身份上还是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到了1909年，凯伦24岁，要考虑婚姻大事了，这时候她就特别想嫁给一个贵族，好让自己有上流社会的荣耀。她看上了一个瑞典人，名叫汉斯·冯·布里克森，是她的远房表兄，比她小两岁，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哥哥。为什么看上他？主要是他有男爵封号，年轻的凯伦这时候很有虚荣心，跟着时尚潮流走。当时很多有钱人家的女儿嫁给贵族，要的就是这个名分。据史料记载，光是1900年，就有500位美国有钱人家的姑娘嫁给了欧洲贵族。20世纪初期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写过一本著名的长篇小说，就是写一个富有的美国姑娘如何倾慕老欧洲的文化，专门跑到英国，要在没落贵族中寻找如意郎君，后来上当受骗。

凯伦没有料到，她看上的这个男人一点儿也看不上她，情路不顺。凯伦干脆又去追双胞胎中的弟弟布鲁尔·冯·布里克森，这一次成功了，两个人很快结了婚，凯伦如愿成为男爵夫人，妇随夫姓，自己的名字也变成凯伦·布里克森。

这已经是1912年的事情了。结婚之后，布里克森夫妇很快去了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去那里建了一个咖啡园。

为什么到肯尼亚种咖啡呢？因为肯尼亚是全世界最适合种植咖啡的地方。肯尼亚东面是大海，从海平面向西，经过一片小平原，地势迅速升高，达到2000多米，地理环境十分多样。在1000米到2000来米的山上，气温较低，咖啡的生长期很长，出产的咖啡口感层次感非常好，释放感丰富，还有种略酸的柑橘味儿，香浓沁人。这些咖啡是19世纪末期从巴西引入肯尼亚的，此时在全世界已是声誉高涨，市场价格一路攀升。

所以布里克森夫妇结婚后就去了肯尼亚，在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12英里远的恩贡山上买了个咖啡园。这个咖啡园非常大，有6000英亩。这么大的山地，并不是全种了咖啡，地盘上还有一些原住民，还有一些政府所说的“非法”部落。真正的咖啡园大概有2000多英亩。这个规模是很大的，肯尼亚的咖啡主要是小农种植，一家人种五六英亩，这种散户式的种植有一个好处，每一家做出来的咖啡口味都不相同，很有特色。比较起来，布里克森夫妇的咖啡园就太大了，是一个大产业。大产业需要大资金，他们的钱从哪儿来的？其实是凯伦出的，她的丈夫家虽然是贵族，但没什么钱，说得直接一些，就是凯伦用娘家的钱，买了一个男爵夫人的名号，这个大咖啡园，等于娘家人给凯伦的一份嫁妆。

这位布鲁尔·冯·布里克森心里也清楚，凯伦和自己结婚为的是虚荣，并不是对自己深深的爱。衡量一个婚姻，最重要的因素，是看自己愿不愿意为对方而改变自己。二人世界和一个人生活有质的区别。恋爱的特点是互不相让，像天上飞翔的云朵，不管男女都个性毕露。但婚姻大不相同，婚姻是地上的连理枝，婚姻需要互为第一，总是将对方放在第一位。很多人过不了这一关，以为婚姻是放飞自我的理想圣地，对方是自己的燃料，结果刚刚起飞就紧急迫降了。所以，如果婚姻中没有爱情，无论男女，肯定不愿在婚姻中放弃自己，都会我行我素，将对方看作空气。布鲁尔·冯·布里克森想，既然凯伦并不是为了爱情和自己结婚，这就像一桩买卖，自己给了对方贵族名号，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义务，因此婚后也不必有什么约束。于是到了肯尼亚之后，他就到处游猎，到处找女人，自己的家反而住得很少，像个旅店一样。这个人原来就很风流，风流中染上了梅毒，一结婚又把梅毒传给了凯伦，凯伦一辈子都深受梅毒的伤害，一直没有治好。

这听上去有些悲惨，但凯伦一开始并不这样认为，她结婚后给弟弟的信里说了这件事，但她并不悲观，甚至还不可思议地沾沾自喜。这封信里有一句话：“我付出这么点儿代价，却得到了男爵夫人的头衔，很值得啊！”我们今天的人听到这话，会觉得她太傻了，太不靠谱了，还有什么比健康的身体、独立的精神重要呢？一个男爵夫人的称号，就那么光彩吗？但在20世纪初期，整个社会等级森严，在当时的社会只认两个东西：地位与金钱。贵族有政治与文化地位，资本家有金钱，要追求“两全其美”的生活，必须抓住这两头。凯伦家很有钱，缺的就是贵族的荣耀，凯伦的这种需求，比一般的老百姓强烈多了。一般老百姓没有权也没有钱，很容易接受自己的命运，接受“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人生哲学。

1913年布里克森夫妇去了肯尼亚，一直到1931年，这个种植园实在办不下去了，凯伦不得不离开了肯尼亚。其间，1919年她和布里克森离了婚，离婚后与另一个英国人相恋，这个英国人叫丹尼斯，两个人的深情交往长达13年。丹尼斯是个体育高手，骑马、打板球都很在行，而且他还是个技术高超的飞行员。1931年，丹尼斯飞机失事，去世了，此时凯伦的咖啡园也被野火烧毁了。双重打击下，凯伦离开了肯尼亚，回到了丹麦。回到丹麦之后，她夜不成寐，反复回想自己在非洲的经历，长达18年的心路历程，她想用写作把它表达出来。1934年，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七篇哥特式的故事》，受到了当时文学界的高度评价，还受到著名的女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大力推荐。1937年，她发表了自己最著名的作品《走出非洲》，后来又陆续写了《冬日的故事》（1942）、《最后的故事》（1957）、《命运轶事》（1958）、《草地上的阴影》（1960）等作品。随着年龄增长，她的文学声誉越来越高，但身体也越来越差，深受梅毒的折磨，骨瘦如柴。她1962年去世，去世时体重才60来斤。这位女作家很不容易，一辈子走了很多路，经受了很多起伏坎坷，成名很晚，发表《走出非洲》的时候已经52岁了。她去世后，丹麦人将她视为与经典作家易卜生并立的文学大师，她的头像被印在丹麦的纸币上，丹麦还为她出过特种邮票，她成为丹麦文学的伟大标志。

凯伦·布里克森的一生让人感慨。她和布里克森结婚时那么功利，她想用收获一个男人来获得世界。但绝望的婚姻使她转向了经营咖啡园的艰巨奋斗中。劳动彻底改变了她，她在劳动中直接拥抱了大地，其间没有男人健壮的身影。从收获男人到收获世界，这是《走出非洲》对女性文化最大的贡献。创作这样的小说，需要伟大的独立精神，把“爱情”这个女性文学的传统主题放到第二位，而把人生自由的创造性放到了女性生存的中心。19世纪的女性文学范式，是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里面的女主人公历经曲折，最后都必须获得美好的爱情。《走出非洲》本来可以也写成一本荡气回肠的爱情小说。但是凯伦的经历给了这本小说另外一个视角，凯伦与布里克森1912年来到肯尼亚，婚姻伤痛累累，不得不在七年之后离了婚。离婚之后凯伦与英国人丹尼斯情感热烈，最后却是生离死别的结局。这样的起伏跌宕，完全可以写得沧桑凄美、爱恨交加，但凯伦的《走出非洲》不是这样，她写出了一种更广阔的生活、更超越的精神、更加复杂的生存体验。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有大约24万字，写凯伦与丹尼斯爱情的不到3万字。主要的部分，都在写肯尼亚各种人物的生活。草原、高山、飞鸟、猛兽、索马里人、马赛人、殖民者、尖顶房、原始舞……这片古老的大地，每一天都上演着生生死死，爱情只是大自然中的一道暖光。我们看看这部小说的开场：

在非洲的恩贡山脚下，我有一座农场。恩贡山向北绵延100多英里，赤道在这儿横贯而过。

农场海拔超过6000英尺。这儿的早晨和傍晚清朗安谧，能见度极高。白日里，你会觉得自己站得很高，太阳近在咫尺。到了深夜，则气温骤降，清冷无比。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恩贡山呈现出一幅地球上绝无仅有的风景画卷。这里的土地并不肥沃，也没有繁茂的植被，好似一片被净化过的非洲土地，飘浮在6000英尺高空中，散发着浓郁的非洲气息，凝聚了非洲大陆的精华。整体色调干黄焦黑，酷似陶器的色彩，零落散布着一些高大的树木。树木的叶子单薄脆弱，树冠的形状与欧洲的不同，不是弓形或圆形的，而是层层叠叠地向水平方向延伸，看起来有点像棕榈树，又像是一艘艘马上要扬帆远航的帆船，全部笼罩在一种浪漫的英雄气概中。如果是一片树林，林子的边缘就会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形态，远远看去，好像整片树林都在轻微地颤抖。光秃秃的老荆棘树弯弯曲曲地散落在辽阔的草地上；草儿散发着芬芳的香气，闻起来很像百里香和桃金娘，有时候味道特别浓烈，几乎有些冲鼻子了；花儿都小小巧巧的，像是长在小山包上一样。不论是草地上的，还是原始森林里匍匐植物和藤蔓上的花儿，都是如此。只有在长雨季开始的时候，才会有硕大的百合花骤然开放，散发出浓郁的香气。站在这片土地上，视野极其开阔，你看到的一切都显得非常伟大、非常自由，给人一种无与伦比的尊贵感。

面对这样的大自然，如果我们仅仅用“爱情”的玫瑰色去涂抹它的全部，那是多么肤浅和狭窄！这是一片值得敬仰的土地，是全世界人类的起源地。700万年前，古猿从这里开始分化，经过能人、直立人、海德堡人，在20万年前进化为智人，形成我们现代人。人类学家在肯尼亚发现了150万年前的直立人化石，这个被取名图尔卡纳的男孩，手持石斧，健步如飞，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智能物种。凯伦·布里克森在这亘古不变的风景画卷中看到了“无与伦比的尊贵感”，人类在其中像个幼稚的孩子，爱情在这里获得了应有的尺度，它只是大地上一株四叶草，不是整个草原和山峦。

凯伦·布里克森在肯尼亚重生了，她18年的非洲生活经历，打造了她和世界新的关系，走出了女性文学的旧模式。人们有种历史已久的固定看法：女性生来就是感性的，都是家庭化的，探险、开拓、奋斗，都不是女性的特长。《走出非洲》正面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女性到底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摆在面前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一种是按部就班，遵循着社会的主流价值，沿袭着大多数人普遍的生活道路，考上一个很好的学校，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结婚成家，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直到70岁，房子大存款多，一生平顺完美。另外一种就不一样了，可能每一个明天都是未知，都需要勇气去面对空白，每一天都给自己机会去尝试新东西，日子风风雨雨，千山万水走遍，活到70岁，钱少房子小，只存下一大堆到处游走拍下的照片，还有旅途中写的一张张稿纸。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社会都需要，都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不能说前面一种庸俗，后面一种文艺。如果社会没有前一种人，就没有继承性和稳定性，很快就会崩溃；而若是没有后面那种风雨兼程的人，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出现哥伦布，也不会有莎士比亚，更不会有那些伟大的的发明家、冒险家、探险家。两者互补，相辅相成，这是宇宙定律。

但问题是，一个女性，只能选择一种生活，到底应选择什么方向？这是一个大问题。《走出非洲》写出了一个在受苦中播种大地，在播种中展开自由的女性。女主人公失去了咖啡园和恋人，但她一点儿都不后悔，她感到了幸福。以往女性的幸福只来自爱情，但凯伦的幸福来自土地。在她的笔下，在土地上自由地哺育出香气四溢的咖啡，是多么美丽的人生图景：“能够在一片地形极不规则的荒凉土地上，看到这么一大片根据种植规律生长着、铺展着的咖啡，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当年，我在非洲大陆上空飞翔，从空中慢慢熟悉着咖啡园的样子，内心充盈着骄傲和自豪。……当雨季来临，咖啡树开花时，在毛毛细雨中，在薄雾的笼罩下，好似有一团白垩云飘浮在600英亩的土地上，那景象真是美得摄人心魄。咖啡花味微苦，闻起来颇似黑刺李花儿的味道。咖啡果成熟后，整个咖啡园就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有时，咖啡豆会在午夜被烘干出炉，此时的场面可谓美丽壮观，令人惊艳：厂房高大壮观，本来漆黑一片，此时亮起了数不尽的防风灯；灯光下，有蜘蛛网和咖啡壳在厂房里飘荡飞扬；无数黑色面孔围在烘干机的周围，虽然满是焦灼，但也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此时此刻，我们的工厂宛如埃塞俄比亚人耳垂上的宝石，在非洲大地浩瀚的夜幕中，闪闪地发出耀眼的光芒。”

这样的醉人美景，不会自己来到。女性对这种生活的选择，往往是逼出来的。如果布里克森能够吃苦耐劳地耕耘咖啡园，能够悉心地照顾自己的妻子，凯伦还会百分百地投入到繁重的劳动中吗？显然没有这样的可能。她会像肯尼亚的其他贵妇一样，在一场场沙龙、酒会、家宴中忙个不停，充当合格的上流社会的女主人。我们从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小说《达洛卫夫人》中不难看到上流社会的贵妇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在每天的腐败、谎言、闲聊中逐渐失去。”幸福与不幸的逻辑转换就是这样吊诡：很多人追求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生活富足，最后却感到人生空空如也。有的人被生活抛入绝望，却过出了诗意。《走出非洲》写出了一个走出常规的女性，而且写出了独特的幸福体验，拥有了自己的天地，这是所有的物质丰足、所有的爱情甜蜜都不能比的。在这样的体验面前，一切痛苦都值了，个体微小的生命融化在永恒中，时间不再粗粝，空间一望无际。

这不仅仅是这部小说中的女主角凯伦的感觉，所有融入土地的女性都会产生这样的改变。小说中瑞典中年女性英格里德的父亲和丈夫都是瑞典军官，“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心地善良。她在恩乔罗有一座农场，偶尔会从农场抽身一两天，不去管她的火鸡或水果蔬菜，来我的农场上做客。她像奴隶一样在地里勤奋劳作。在和这种生活做斗争的过程中，她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农场，爱上了她的牛和猪，爱上了这里的土著和蔬菜，甚至爱上了这片非洲土地上的土壤。”她热爱农场到了狂热的地步：“为了这片土地，她甚至愿意把自己的丈夫和孩子都卖掉。”凯伦与她交往，无比享受这“美好的时光”。凯伦与英格里德正是现代社会的新型女性关系，她们互相鼓舞、互相扩大，如大颗的雨点打入河面，一圈圈相连。

正是因为有这样心路漫漫的体验，凯伦在大火烧了咖啡园，不得不离开肯尼亚的前夕，也充满着自立于大地的自豪感。她内心沉淀着岁月的磨炼，“慢慢地才意识到，很可能这一幕就是我所寻求的答案，而且是最为纯粹的精神层面的答案。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尊重，变得与普通人不一样，虽然方式有点怪异。我朝着某些力量大声呼喊，这些力量反而比我自己更加重视我的尊严，它们怎么可能给出其他答案呢？”她甚至消融了女性最敏感的时间感，走出非洲之时，也走出了时光的囚禁，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凝固在顿悟的一瞬：“为了赎回自己的人生，我一次次地放弃自己拥有的东西，到了最后变得一无所有，我自己本人倒变成了最微不足道的东西，被命运抛弃。那些天正好是满月。月光照进空荡荡的房间，在地上留下窗上的图案。我想，看着这间屋子的月亮或许正在好奇，在这样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我还要住多久。‘啊，不对，’月亮却说，‘时间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时间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这句话彻底走出了个体的封闭，看到了生命的无限。人的一生，就像是地表上一道浅浅的笔痕，地球轻轻一转，就消失了。我们不需要把自己放得那么大，要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尺度上，打破那些得失的纠缠，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融入丰袤的万物生长。男人如此，女人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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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伦的艰难转变：从收获男性，到收获大地

上一节我们讲到，凯伦在离开肯尼亚的时候，她心里有一种与日月同在的东西，甚至可以说生命回归到了宇宙里边。一个女作家，写出如此的永恒性，跨越了凡俗的时间和空间，非常了不起，也十分难得。

《走出非洲》没有一般长篇小说的复杂情节结构，它的故事本身是很简单的，整本小说像一篇长长的记事散文，类似一部回忆录。而且还有意识地回避了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没有写她和丈夫布里克森之间的情感伤痛，这个丈夫好像消失了一样，又好像只是一个隐约存在的背影。也许这是作家的一个难言之隐，虽然由于无法从正面描写，但从另一个隐形的角度，更深地表达出内心的痛苦。这样的写法，可能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走出非洲》中没有常见的“男主人”，少了一个“顶梁柱”式的男人，反而更能凸显女性独立奋斗的力量。凯伦当初为了一个“男爵夫人”的头衔嫁给了布里克森，这个庸俗的起点，却在婚姻的断裂中一步步迈向了精神独立。在现代社会，常常有这样的事：庸俗的人生欲望把人带入了一个不一样的生活，顶着逆风却达到了纯净之地。哥伦布当年迎风远航，起初的目的是为了发大财，他哪里知道，他的个人欲望推动的冒险之旅，打通了五大洲，开创了人类伟大的大航海时代。心怀财富之梦的男性在全世界到处跑，女性也随着男人走向全球化，默默地充当配角，打理家庭事务。女性殖民者一般来说不会介入社会公共事务，也不主导大规模的生产，但是在《走出非洲》中，一切都不一样了，凯伦没有男人可依赖，她必须放下情感，将自己变成一个超越性别的人，去应对咖啡园的大量问题，与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如此一来，凯伦彻底走出了传统女性固守的私人领域，获得了多样丰富的社会关系。哲学家说，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凯伦的生命内在完全变化了。以往的很多小说，女人一旦遭遇丈夫的“不爱”，生命立刻变得空白，变得尖锐而痛苦，酗酒啊，歇斯底里啊，甚至与人私奔。总而言之，不是毁灭，就是脱轨。但是《走出非洲》探索了另外一种可能，写出了一个女人在忘我的投入中获得了新生命，在艰难中爆发出人生的创造性，这是前所未有的女性文化变革。

我们还要注意到，凯伦的独立精神也包含丹麦民族气质的熏染。凯伦的这个家庭，从祖父到父亲都有探险家的胆略。这和丹麦这个国家的历史背景有关。现代丹麦尽管不大，但是它的历史却不平凡，它的民族来源，很大一部分是维京人。维京人（古挪威语：víkingar）是什么人？在欧洲历史上，“维京人”是中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北欧入侵者的称呼，主要是指来自挪威和丹麦的北欧人。维京人也被称为北欧海盗，擅长挥舞战斧，驾着帆船游荡在欧洲大陆、北极、北美洲，到处抢夺，甚至大量贩卖俘虏发财致富。丹麦曾经有过一个雄霸天下的海盗时代，大约公元700年开始，一直到公元11世纪，将近300年的时间，丹麦的海盗十分厉害，被称为“维京时期”（VikingAge）。不光欧洲大陆受不了他们，最后连英格兰都吃不消了。怎么办呢？11世纪的时候，法国国王最后想出一个无奈的办法，把法国西北部诺曼底附近的一块地方送给维京人，让他们定居下来，成立一个叫作丹麦的新国家，不要再惹事。这一招很灵，维京人终于安生了。知道了这样的历史，我们就不难理解丹麦的文化其实是很有闯劲的，女性在这种文化中处于弱者，不显山不显水，但当她们失去了依靠，血液里面的维京人野性遗传燃烧起来，这些女人绝地反击的劲头，必然是十分强劲的。

当女人自己走出家门，不再跟随在男人的身后，第一个感觉往往是耳目一新，她们豁然看到一个阔大的时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空间和心理时间，女性往日局促在琐细的家庭事务中，会把各种家庭用物看得很重，不停地购买形形色色的“必需品”，将屋子里填得满满。而凯伦在走过辽阔非洲之后，终于明白生命最重要的是自由，是人与大自然的心灵之约。她在离开非洲时，“把所有的家具都卖掉”，只是“把自己所有的书都放进了箱子里，平时就坐在上面，也会把它们直接当餐桌用”。然后，“房子慢慢地变回了它原本的样子，看起来像头盖骨一样高贵。里面凉爽宽敞，带着回音，房前草地上的草长得跟台阶一样高。最后，屋子里终于什么都没有了。凯伦想这种状态要比之前的更适合人居住。她对法拉说：‘我们真应该一直保持这个样子。’”这是女性生存的新感觉，超出了日常的边界，停留在传统惯性中的人很难理解其中的含义。庄子在《秋水》中写道：“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说，对井里的蛙不可与它谈论关于海的事情，是由于它的眼界受着狭小居处的局限；对夏天出生死亡的虫子不可与它谈论关于冰雪的事情，是由于它的眼界受着时令的制约；对见识浅陋的人不可与他谈论关于大道理的问题，是由于他的眼界受着所受教育的束缚。在辽阔的非洲生活过后，关于家是什么，凯伦·布里克森有了新定义，那就是精神的自由之所，《走出非洲》中要表达的，是如此强烈的现代女性意识，实现了巨大的视觉转换。在这样的新视觉中，凯伦不再想写一个女人依偎在男人身边的“幸福故事”，更不会去费力编造起伏跌宕的情感传奇，那都是小聪明，她要带着我们去看一个女性视野中的新世界。

这个女性新世界最鲜明的标志，是凯伦对于非洲本土文明与外来欧洲文明的敏锐观察。她对大自然的描写雄浑壮阔、色彩绚丽，淋漓尽致地释放出这片土地的地理之美。小说里有不少篇幅近距离地描写了肯尼亚大群大群的野生动物，书里这样写道：“我见到过一个水牛群，一共有129头。它们通体黑色，体型巨大，像是很多铁疙瘩，头上的角威猛有力，不断地在水平方向摇晃着。它们一头接一头地从古铜色的天空下走过，走出晨曦中的薄雾，看起来好像不是一步步接近我，而是就在我眼前突然被创造出来，然后被派到了凡间。我也见过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穿行的象群。阳光透过繁盛的藤蔓斑斑驳驳地洒下来，象群缓缓地向前行进，好像是要去世界的尽头赴一场约会，看起来极似一条放大了的波斯地毯边线——地毯古老且价值连城，边线由绿色、黄色和深棕色渲染而成。我还多次见到过横穿平原的长颈鹿队伍。它们浑身散发出一种奇特的、独一无二的、植物式的优雅，就好像不是一群动物在行走，而是很多花朵在缓慢移动。这些花朵硕大无比，非常罕见，带着长长的茎和斑点。我也看到过两只犀牛在清晨漫步。晨间的空气太过寒冷，它们的鼻子有点受不了，总在那儿吸气喷气。它们像两颗有棱有角的巨石，在长长的山谷里互相嬉戏，一起享受着生活。我甚至还见到过高贵的丛林之王——狮子。有时是在日出时分，当弯弯的残月还挂在当空时，草丛在月色下泛着银光，平原一片灰蒙蒙，狮王猎杀归来，满面红光地穿过平原，向家的方向走去，像一道黑线一样从草丛中掠过。有时是在正午时分，狮王的家族躺在低矮的草丛里午睡，它就躺在正中央。我还见到过它躺在自家非洲花园的金合欢树树荫下小憩，树荫面积巨大，地上柔软无比，躺在上面如在春日般凉爽。”这样壮观的非洲自然视觉，在凯伦之前的女作家作品里是从未有过的，非常原生，非常美丽，非常野性。

我们应该注意到，凯伦写这些动物世界，写这个自然背景，有她历史的批判性。工业革命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迅速向全世界蔓延，蔓延的时候带着一种“欧洲中心论”的优越感，殖民者认为历史就是不断地从原始社会向工业社会进化，西方人带来的仪器、工程设备、科学知识，甚至那些屠杀了无数原住民的火枪大炮，都是欧洲先进的证明，非洲土著应该顶礼膜拜，他们的命运必须听从殖民者的安排。这种欧洲中心主义，自然也是欧洲男性强权的延伸，对殖民主义正当性的歌颂，就是对西方男性权力全球化的肯定。这种支配欲的膨胀，本质上是无尽的占有欲，背后是庞大的工商业资本的贪婪推动。凯伦·布里克森对肯尼亚乃至非洲的原住民境遇无限同情，以独立女性的视角写出了自己的观察。尤其是对于肯尼亚土著人的生动描绘，熠熠生辉，让人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