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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走出非洲 女性的全球化注定颠沛流离（第2页）

凯伦笔下的原住民，有着与欧洲人迥然不同的智慧，他们的脑回路布满直觉和感应，而不是西方人的刚性逻辑。“如果你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也不可能直接告诉你。比如，你如果直接问他，你有多少头牛，他们会故意逃避着回答：‘就像我昨天告诉你的那么多。’欧洲人觉得这种回答很伤感情，但这种直接的询问同样也会伤到土著的感情。如果你死缠烂打地问下去，非要他们解释自己的行为，他们会尽可能对你让步，让你陷入一种古怪的、可笑的空想中，把你引入错误的方向。”凯伦一开始感觉是这些原住民害怕西方人，因而故意含糊其辞。但后来她明白，“这些害羞的人并不怕我们。他们的危险意识要比白人差很多。在游猎的途中或在农场上面临险境时，在我和身边的土著伙伴们眼神交汇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我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他们好像在猜测为什么我会对面前的险境如此恐惧。这让我觉得，或许对于他们而言，生活已经融入了他们的每一颗细胞中。他们就像是深水中的鱼儿，完全无法理解我们对溺水的恐惧，而我们是永远都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笃定，之所以能拥有游泳这项技能，大概是因为他们拥有着一种特殊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即使是我们最古老的祖先，都不曾拥有过。在地球的各大洲中，只有非洲会这样教你：神和魔是一体的，它们是世间最高的权威，永生不灭且共生共存，永远都不会单独存在。非洲土著人不会糊里糊涂地看待他人，也不会孤立地看待事物”。凯伦在这里写的是人类文明的多源性，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今天衡量一个现代人的精神含量，首先应看他能不能容纳这些差异，能不能对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差别有真诚的敬意。

在《走出非洲》中，凯伦最痛心的事情，是看到殖民者对非洲大地的毁坏，特别是在她卖掉咖啡园之后，新的买主“要把所有的咖啡树砍掉，把这片土地划片出售，用作建筑用地，因此他们也就不再需要这些土著人了。出售交易刚刚达成，买主就限令这些土著人在半年后搬出农场”。凯伦气愤至极，她知道“根据这里的法律，土著人自己不能购买土地”，而土著人多么依恋自己的故土，“他们要比身处文明世界的人感受更加强烈”。她想起当地的马赛人，他们“当年被迫从铁路以北的故乡迁移到如今的马赛保留区后，也把故土山峰、平原和河流的名字带了过来，并以它们为新家的山峰、平原和河流命名。如果要离开长期居住的土地，他们必须把周围认识的人一起带走，这样才能证明他们的存在，在迁移过去很多年后，他们还会谈起之前居住过的农场的地形和历史”。凯伦夜不成寐，为土著人的未来焦虑，她愤然奔走于殖民当局的权力部门之间，要求给原住民生存的土地，她大声告诉殖民者：“就在不久之前，在我们仍然有记忆的不久前，这个国家的土著人还毫无争议地拥有着这片土地。他们那时从来没有听说过白人和白人的法律。虽然目前他们在生活中没有什么安全感，但土地对他们来说仍然是固定的、不动的。贩卖奴隶的人贩子们把他们拉到市场贩卖，但也有一部分留了下来。被卖掉的土著人在东方流浪着做奴隶时，会时时刻刻想着回到这片高原，因为这里有他们自己的土地。有着黑色皮肤和清澈眼神的非洲土著老人，与同样拥有黑色皮肤和清澈眼神的大象非常相似。他们站在非洲大地上，一副庄严沉稳的模样，周围的世界在他们昏暗的脑海中慢慢地聚集、堆积。他们是大地的化身。”这是凯伦在肯尼亚生活18年里最光荣的时刻，她不再为自己的利益奋争，而是为被压迫被剥夺的非洲人搏斗。通过她的呐喊，殖民当局最终不得不同意了凯伦的吁求，“终于同意为我的非法棚民们拨出一片土地，就位于达戈雷蒂森林保护区内。他们可以在那里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居住区，而且那儿也离我的农场不远。在农场消失之后，他们还能保留自己的样子和名字，作为一个群落生活下去”。

凯伦在即将离开非洲的时候，做了一件伟大的事，她心里非常清楚，她争取的不仅仅是土地，更是人类危在旦夕的一种古老文明。书中这样写道：“土著人是非洲血和肉的化身。这些在广袤的风景画中生活的小人儿，要比大象、长颈鹿、生长在河边的那些高大的含羞草式的树木，以及在大裂谷上空高高耸立的隆戈诺特死火山更能真实地反映非洲。所有的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核心思想，都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表现形式。他们不是由不同元素堆积而成的统一体，而是由同类元素堆积而成的异类体，就像橡树叶、橡子，以及橡树上的其他物质，都是源自橡树。我们这些穿着长靴、整日行色匆匆的欧洲人，与周围的这幅风景画完全不协调，但土著人就与周围的一切非常协调。这些有着黑皮肤、黑眼睛，个子高高瘦瘦的人，无论是在旅途中还是在田地里，无论是在放牧，还是举办大型舞会或者是讲故事，都恰似活脱脱的非洲在散步，在跳舞，在招待你。土著人外出旅行时，常常是一个接一个地排着队走路，因此非洲土著人的道路都很狭窄，即使是最好的路也是如此。在这片高原上，你常常会想起这句诗：高贵着的，永远是土著人；平凡着的，永远是迁徙过来的人。”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从来就不会这样看待非洲文明，凯伦·布里克森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发现了非洲的文明之光，独具慧眼。为什么说非洲人是由同类元素堆积而成的异类体？关键之点是非洲的文明与大自然紧贴在一起，不同地域的原住民都有很大的文化共同性。这种文化看待一切都很自然，不会像殖民者具有非常强烈的征服意志，摧毁一切阻碍自己目标的东西。我们现在看非洲地图会有些奇怪，为什么那里的不少国家边境线是笔直的？那是殖民者不问青红皂白用尺子划出来的，强迫非洲人接受。大地上哪会有这样笔直的线条呢？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民族都是随着山脉、河流、丛林、湖泊的环境变化，各自安居在自己的家园。殖民者把国界这么一划，看起来纸上作业很方便，却造成了无穷的后遗症，不同的部族被强行划到一块儿，矛盾重重，甚至发生种族间的大屠杀，给历史留下一个个死结。非洲现在的很多种族冲突、民族冲突、部族冲突，都跟这个有关系。

凯伦·布里克森转动了文化的角度，从非洲人的眼光看非洲，立刻看到了原住民独具一格的价值。《走出非洲》中有一段写得特别好：“非洲东部的人际交往活动比较活跃。这种交往活动的大门，首先是由旧时代的象牙商和奴隶贩子打开的。到了现代，欧洲的移民和大型野兽狩猎者再次打开了这道门。从高原上的牧童到成年人，几乎每个土著人都面对面地见过许多自己种族外的人。他们见过英国人、犹太人、波尔人、阿拉伯人、索马里印度人、斯瓦希里人、马赛人、卡维朗多人。这些人对于他们，就相当于西西里岛人对于爱斯基摩人。我们甚至可以说，土著人是世界居民，而不是通常人所认为的土气的乡下人。”“土著人是世界居民”，这个感觉别开生面，只有与土著人站在同一个方向，才会真切体会到其中的真实。令人遗憾的是，能和凯伦·布里克森一起转动的殖民者还是太少了，她的一己之力，不可能改变黑非洲的沉陷。她回到丹麦之后，收到黑人部落的来信，里面说：“现在，你所有的仆人天天都很不开心，因为你离开了这个国家。如果我们是鸟，我们就会飞过去看你，然后我们再飞回来。然后是你的农庄，它过去对母牛、小妞、黑人都是好地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牛、山羊、绵羊，什么都没有了。现在，所有坏人心里都很高兴，因为你的老仆人们又变成了穷人。”这么一封仆人的来信，不仅写出了凯伦·布里克森女性的怜悯，还有哀伤。

在《走出非洲》中，凯伦·布里克森并没有把殖民者写成天下乌鸦一般黑，也写出了殖民者的天真与可爱，让我们读起来兴趣盎然。书里面有几个殖民者，从欧洲人跑来肯尼亚，觉得自己能够在殖民地创大业，结果东撞西撞，非常潦倒，最后失败而归。其中有个人名叫克努森，来自丹麦，“一生尝试过很多事业，他尤其钟爱那些关于大海、鱼或鸟的事业，但他从来没有成功过。他告诉我，他曾经在维多利亚湖畔经营过一家渔业公司，公司里有在湖面绵延好几英里的世上最好的渔网，还有一艘摩托艇。战争开始之后，这一切都化为了乌有”。虽然克努森已经老了，双目失明，但他脑子里还在筹划着一个伟大计划：“把奈瓦沙湖底的上千吨鸟粪捞出来。要知道，这些鸟粪可是从创世纪那天就开始被那些游禽丢在这儿的。”这个堂吉诃德式的老人最后还是悄然去世了，“那时已经是四月的天气，长雨季马上就要开始，平原上刚刚长出新草。傍晚，我和卡曼特出门想到新长出的草里找点蘑菇，却发现了老克努森躺在那条小路上。”许多殖民者心怀梦想来到非洲，到最后却默默死去，西方殖民历史中人数最多的，就是这些无声无息的人。

老克努森在殖民者中属于潦倒者，而《走出非洲》里的另一个年轻人伊曼纽尔森则是到肯尼亚寻找别样生活的漫游者。这个瑞典小伙子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个饭店做领班，“总是不停地陷入生活的麻烦境地”，是个不合时宜的年轻人。突然有一天他路过凯伦的农场，想借一点钱，然后步行到邻国坦桑尼亚去。凯伦觉得他在骗钱，因为步行走这条路要穿过一片危险的马赛人保留区，那一带也没有什么水，而且有很多狮子。但凯伦还是留他吃了晚餐，还给他收拾了一个房间，留宿了一夜。在聊天时，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个悲剧演员，在瑞典的时候演过很多经典话剧。一谈起戏剧，这个男人眉飞色舞，特别在行。让凯伦震惊的是，这个流浪的男人居然还结过婚，他说他在非洲什么也不会，到巴黎却可以做一个优秀的咖啡馆招待员。凯伦问他为什么不去巴黎？他急忙说：“巴黎？不可能。我就是在很危险的时候从那儿逃跑的呀。”这个伊曼纽尔森的生活真是有点神秘啊！他乐天知命，总是说自己过得很惨，却又宽慰自己，“在世上所有的人当中，总要有人过得惨一些。不是这个人就是那个人”。

凯伦第二天送别了他，给了他55卢比，看着他走了，“在清晨的微风中，他的黑色长风衣在他的双腿周围不停摆动，风衣口袋外面露出葡萄酒瓶的脖子。此时，我心中满满的全是爱和感激，这是留守在家的人对在世界上游逛的旅人、行者、水手、探险者和流浪汉的感情。走到山顶后，伊曼纽尔森转过身，摘下头上的帽子，朝我挥舞着，长发在他的额前不断地飞舞”。书中的描写很寥落，很诗意，很艺术，很自由，伊曼纽尔之所以不肯离开非洲，就是贪恋这片土地为他带来的这份人生。

看到这里，我们为凯伦·布里克森感到幸运。她在非洲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相遇了完全不同的人，如果凯伦一直安稳地在丹麦住着，靠家里的钱，靠着一个男爵夫人的称号，虽然可以过得很体面，但她永远看不到非洲的的这些画面，永远体会不到人在途中的诗意，永远激发不出心灵深处的灵性，更不会去关注非洲黑人的历史悲情。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粽子，不能被粽叶一层层包裹起来，我们要如莲花，在夏季的风中一天天打开。我们的梦想和我们的现实世界之间有难以跨过的差距，我们如何给自己一点儿飞翔的余地？就看你能不能像凯伦一样，走入非洲，走出非洲。

“走出”，一个伤感而开阔的女性探索历程

这一节我们讲讲这本小说中的男女之情，尤其是凯伦·布里克森与丹尼斯的爱情。

凯伦的父亲在军队担任过军官，他在给家人的信里这样说：“我们热爱战争，这是一种激情，就像对其他事情的激情一样。你爱手下的士兵，就像爱年轻的姑娘，而且爱到发狂。这两种爱互不排斥，这一点姑娘们都知道。但是，对姑娘们来说，你每次只能爱一个；而对士兵的爱，则可以辐射到整个兵团，如有可能，你还希望范围可以再扩大一些。”但在《走出非洲》中，土著姑娘们这种“你每次只能爱一个”的心愿，却永远不能实现。这里很贫穷，农牧社会的生产力非常有限，和工业文明对比起来，物质生产的效率低很多。在贫穷中，最基本的需求是对财产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碾压着男人与女人的本能与愿望，女性被财产化，被明码标价，婚姻也成为了市场行为。小说中有一个名叫万博伊的土著女孩，她从运咖啡的牛车上往下跳的时候摔倒了，“紧跟而来的牛车车轮从她小小的黑色头颅上碾压过去，碾碎了她的头骨，车辙里留下了一条细细的血印”。她年迈的父母从咖啡园里过来，看到女儿就扑在她的身上嚎啕大哭。书里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损失，因为这个女孩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会在结婚的时候给他们带来山羊、绵羊和一两头小母牛。从她出生后，父母就梦想着这一切了”。看一看，书里的这种写法，女孩长大卖出好价钱，几乎是原住民家庭的普遍愿望，哪怕是骄傲的土著马赛人。马赛人的祖先“觉得和基库尤人通婚是一种侮辱”，但马赛女人的生育能力很差，为了延缓消亡，这个奇特的民族不得不追求年轻的基库尤女孩，这给基库尤人家庭带来了致富之路，有个名叫卡尼纽的老年基库尤男子，“女儿们都很漂亮。他用这些女儿从保留区边境换回了许多毛皮光滑、活蹦乱跳的小母牛”。连基库尤人的大酋长基纳恩朱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把自己20多个女儿都嫁给了马赛人，然后从对方那儿得到了100多头牛。

从男性的角度看，这风俗很有趣。但从一个现代女性的角度看，会很难过。爱情在哪里呢？无论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男女之间的天然之爱总是存在的，只是看人们能不能实现它。在基库尤人的诸多原始舞蹈中，有一种舞是这样跳的，书里写着：“女孩们故作庄重地站在年轻男人的脚背上，搂着男人的腰，而男人们则从女孩的头部两侧伸出双臂，双手紧握一根矛，时不时地提起它，用尽全力去击打地面。这真是一幅美好的画面。姑娘们藏在自己男人的怀里，躲避着外界的一切危险；男人们保护着她们，甚至还让她们站在自己的脚背上，以免被蛇咬，或被其他危险物袭击。跳上几个小时之后，他们的脸上会浮现出天使般的狂喜和入迷，就好像他们真的已经准备好随时为对方死掉一样。”这令人陶醉的场面，才是男女之间应有的样子，如同这本小说里所说：“热爱女人和女性气质，是男性的特征；热爱男人和男性气质，是女性的特征。”然而社会生活与自然本性之间总是障碍重重，社会地位、贫富差距在非洲部落中也是难以跨越的鸿沟。《走出非洲》用现代社会的眼光观察到，虽然肯尼亚的原住民形形色色，但女性的婚姻几乎都是攀附性的，她们都想在婚姻中向上流动，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所有的女孩对自己的价值都看得很重。信仰伊斯兰教的女孩是不能嫁给比自己地位低的男人的，一旦这种事发生，她就会让自己的家族蒙羞，且受到责难。但男孩就能娶比他地位低的女孩，而这种婚姻对他来说还是好事。因此，年轻的索马里男子常常会娶马赛女子为妻，索马里女子可以嫁给阿拉伯人，但阿拉伯女孩就不能嫁到索马里，毕竟阿拉伯人要比索马里人高贵，因为他们与先知穆罕默德的关系更近一些。在阿拉伯人内部，出生在先知家族里的女孩不能嫁给不是先知家庭的男孩。凭借着性别，女孩们有权利要求更高的社会地位。索马里人很敬重母马，所以他们本能地觉得，这种规则与种马场里的规则很相似。”当凯伦·布里克森告诉这些女孩，“在欧洲的某些国家里，父亲们会免费把女儿嫁给她们的丈夫”，这些部落女孩都大惊失色，书中写道：“她们不相信世上真有这样的事情。那些父母们，还有那些放任自己受到这种待遇的女孩们真是可耻至极！他们的自尊心在哪里？他们对女人，对童贞的尊重又在哪里？她们对我发誓，如果她们自己不幸生到这样的部落里，一辈子都不会出嫁。”

奇怪的是，这些部落女孩并不觉得自己弱势，反而感到自己是男女关系中的主人。她们会反过来给凯伦讲故事，大部分都是童话般的爱情喜剧：“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女主角都比男性人物强大，在故事里最后都是赢家，不管她们贞洁与否。女儿们讲故事的时候，母亲就面带微笑坐在那儿听着。可以说，这是一个封闭的女人世界。我总感觉，在房间的墙壁和其他女性‘防御工事’的后面，存在这么一个伟大的理想：女人主宰这个世界的黄金时代终将到来。”更奇怪的是，面对这些姑娘，男人们也毫无卑微感，都觉得自己是女性的征服者：“索马里男人对女人永远不会知足，永远会垂涎三尺。对他们而言，女人代表的是高质量的生活。他们当然也希望拥有马、骆驼和家畜，但这些动物永远都不会比女人重要。”女人特别喜欢男人的傻气，“也会鼓励男人的这种天性”，尽量从男人那里获得更多的财富，“为了保持自己的价格，她们也会做出重大的牺牲。如果没有男人，她们连一双拖鞋都穿不上；她们不属于自己，永远都要依附于男人，依附于她们的父亲、兄弟或是丈夫，而她们永远都是生活给予男人最高的奖赏。真是很奇怪，索马里女人能从男人那里得到多少丝绸、多少金子、多少琥珀和珊瑚，对于双方来说，都会是一种荣誉”。这里写的是要结婚的女人，那还没有结婚的年轻姑娘怎么办？“没有嫁人的年轻姑娘们还没有男人可供她们盘剥，于是就整日躲在帐篷似的房子里，把头发整理得漂漂亮亮的，盼着哪天去征服‘她们自己的征服者’，勒索‘她们自己的勒索者’”。

这样的女性生活幸福吗？一言难尽。在《走出非洲》里的肯尼亚，原始的野性和生存的交换性密不可分，维持着精妙的平衡。凯伦·布里克森避免做出轻率的评价，她回想起了丹麦的传统女性，心头流动着另一种伤感，书中写道：“每当在这样的场合看到这些非洲女孩，我就会清晰地记起丹麦的上一辈女人。在我的印象里，她们总是套着裙子撑架，拖着狭长的裙裾。在我母亲那一代和祖母那一代，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女人们常常会在各种大型的男性宗教仪式上招待客人，例如秋季去射杀野鸡，追捕各种猎物。她们是文明化的奴隶，主人却是品行良好的野蛮人。”

美好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凯伦在《走出非洲》中要回答的问题，答案就在她和英国男子丹尼斯·芬奇‐哈顿的真挚感情中。

丹尼斯“颇受大家的欢迎和尊重”，但他“好像总是无家可归，总是在到处流浪”。这不是因为贫穷，他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文明不是一个路子：“他不仅是运动健将和冒险家，也是音乐家，而且对艺术还有着狂热的喜爱，他一定能在所有时代里崭露头角、引人瞩目。但在我们的时代里，虽然他表现出色，出尽风头，但总感觉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与那儿格格不入。留在英国的朋友们一直都想让他回国，甚至还为他制订了在英国的职业发展计划，但最后他还是留在了非洲。”之所以留在非洲，根本的原因是“土著人本能地喜欢他”，他也喜欢土著人。他是一个有着古典气质的男人，“在19世纪以前的任何文明时代里，他都能够自在随意地生活”。这样一个罕见的人，让凯伦十分感叹，在凯伦眼中，“社会没有遗弃他们，世界上任何地方也都没有遗弃他们，是时代遗弃了他们。他们根本就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只有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才会有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是人类返祖现象的有力证明，应该出生在一个更早的时代，一个以后不可能再有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他们没有家，只能四处游逛”。

一份好的爱情，必然有共同的视野，相爱于共同喜欢的生活。在四处游猎的生活中，丹尼斯经常住在凯伦家中，他把自己的书和唱片都放在凯伦那里。书里这样写道：“他在农场总是很高兴。他只在想来的时候过来，而农场也知道他的一项全世界都没察觉到的特质——谦逊。他从不做自己不甘愿的事，也从来不会说什么狡诈的话。”凯伦爱上丹尼斯，是开始于辽阔无际的天空。丹尼斯酷爱飞行，他带着凯伦一次次遨游蓝天白云，让凯伦“体验到了最强烈、最激动、最深入人心的生活乐趣”。在历史上，男人女人从来没有在一个高度上看世界，男人远走高飞，女性固守家庭。而丹尼斯和凯伦，却在高高的俯瞰中获得了共同的感受。飞翔是他们独有的空间，这空间装满了蓝色的爱情，也打开了生机勃勃的非洲大地：“在非洲高原上空飞翔，你能感受到极具震撼力的视觉体验。那里有时而变幻无常，时而组合在一起的光和色，令人叹为观止；有彩虹挂在一片碧绿、被阳光笼罩的大地上；有巨大的、垂直的云朵；有狂野的黑色风暴在你的周围奔跑跳跃；还有如鞭的暴雨倾泻而下，眼前立即变成一片白茫茫。在大裂谷、苏瓦山和隆戈诺特火山群上空飞行时，我们感觉好像已经飞了很远很远，飞到了月球的背面。有时我们会在低空飞行，还能看到平原上的动物。此时此刻，我们会感觉自己是上帝，刚刚把这些动物创造出来，还没有委派亚当去为它们取名字。”

在飞行的喜悦中，凯伦和丹尼斯找到了自己的生存定位，他们知道，彼此都是爱自由的人，不愿意被束缚在地面上。从天空看非洲大地，大河在草原上奔流，城市中的人如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爬行，生命被压缩在扁平中：“想到住在城市里的人，我就感到很悲哀。他们的生活完全就是一种苦难，一种被奴役的状态。无论怎么活动，他们感受到的只有一个维度。他们就好像被谁牵着似的，始终沿着一条线向前行走。如果想要把生活从直线拓宽到平面，从一维世界进入二维世界，你就要在荒野中漫步，就要去穿越一片丛林。那真是一种对奴隶的伟大解放，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而在空中的飞行，就完全进入了一个自由的三维世界。经历了长时期的流放和幻想，那颗思乡的心终于投入了宇宙的怀抱。”飞行中的凯伦从高空望向大地，欣喜地感觉到自己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啊，我知道了，就是这样的。现在，我好像理解了一切。”

理解了什么？理解了自由，自由的人才拥有自然，拥有自然的人才拥有爱情。《走出非洲》中描写得最美的空中视觉是纳特龙湖：“白色的湖底在湖水中闪闪发光，湖水呈现出一种摄人心魄的、非常清澈的蔚蓝，让你不得不闭上一会儿眼睛。湖面上栖息着成百成千的火烈鸟，它们呈圆形和扇形呼啦啦地散开，像是落日的光线，又像是中国丝绸或瓷器上的绝美艺术图案，在我们的注视中不断地变换着形状。”而脱离了自然的火烈鸟是悲惨的，小说中有一个触目惊心的场面：有一次凯伦乘一艘法国轮船从埃及的塞得港去马赛，船上托运着150只火烈鸟，要送去马赛的季节公园。“它们被关在肮脏的大笼子里，周围盖着帆布，每个笼子里关了10只鸟，彼此之间站得很挤。负责这些鸟的饲养员告诉我，他预计要在途中损失20%。”这些火烈鸟一路惊恐，在大海翻腾中失去平衡，经常会折断腿。“夜里的地中海狂风大作，轮船砰地撞进海浪里，每一次浪击，我都在黑暗中听到火烈鸟在尖叫。每天早晨，我都看到饲养员拖出一两只死去的火烈鸟，把它们扔到船外。这些尼罗河上的贵族飞禽、莲花的姐妹，原来像日落时飘落的云朵一样美丽，现在变成了一团松垂的粉红和鲜红色羽毛，插着一对瘦长的细杆。死去的鸟在水面上漂浮一小会儿，紧跟着轮船上下拍打几次后就沉没了。”

火烈鸟的厄运是鲜明的象征，映衬着人间的种种悲伤。爱情常常有真心的开始，却无法横渡社会的风浪。《走出非洲》写到这样一个鹦鹉的故事：一个16岁的丹麦小水手随船来到新加坡，在一间妓院和一个中国老妇人聊天。“当她听说他来自一个欧洲遥远的国家时，拿出一只她的老鹦鹉，告诉他，很久很久以前，这只鹦鹉是她年轻时相遇的一个出身显赫的英国情人送给她的。”这只鹦鹉语言天赋极高，可以说很多国家的语言，给整间妓院带来了大都会的情调。但有一句短语，是中国老妇人的英国情人把鹦鹉送给她之前教会鹦鹉的，她一直没听懂，也没有其他客人能理解是什么意思。很多年过去了，她也不再问，但这个丹麦小伙儿的到来，让她又点燃了希望。当老妇人让鹦鹉说出那个句子时，丹麦小伙儿发现是古希腊语。鸟儿非常缓慢地说着，这丹麦小伙儿听出来了，这是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一句短语：“月亮沉落，昴宿星也寂静了，午夜已经过半，时针嘀嗒、嘀嗒，我孤枕一人。”老妇人听了，“咂吧着嘴唇，转动着她的小斜眼。她让丹麦小伙儿再说一遍，然后点点头。”看到这里我们自然会想，当年那英国情人为什么要留下这句话？这就是爱的命运，太多太多的不可实现，心意在嘀嗒嘀嗒的时光中老去。爱情是多么伤人的事，有时相见不如不见。

凯伦和丹尼斯的爱情飞行，注定潜藏着阴影，不一般的生活，必有不一般的危险。丹尼斯深深地懂得这一点，他和凯伦有一番关于死亡的对话，寓意很深：凯伦告诉丹尼斯，死后要葬在肯尼亚恩贡山上，丹尼斯立刻说，他也想被葬在那里。“从那次开始，有时我们开车进山，丹尼斯会说：‘我们开去我们的墓地吧。’一次我们在山里扎营寻找水牛，下午时分走到斜坡上仔细查看了一下。那里有一片极好的视野，在日落的光辉里我们能同时看到肯尼亚山和乞力马扎罗山。丹尼斯当时躺在草地上吃橘子，他说他就想葬在这里。我自己的埋葬处要再高一点。两个地方都能看到远在东边森林里的我家。尽管理论普遍认为万物终有一死，但我想，我们在下葬的第二天回来，永久地回来。”他们这样谈论着死亡，其实是在谈论着爱的永生。他们要永远依偎在一起，沉眠于非洲的高山。有爱情就不惧死亡，互相都知道，他们有永恒的相伴。

永别终于在冥冥中到来。这一天丹尼斯要飞去内罗毕机场，“他已经发动汽车，但又关掉引擎，回来找一本诗集，他说突然想带它上旅途。他一脚踩在汽车踏板上，一手指着书，给我朗读一首我们讨论过的诗。”这是一首辽远的诗，自由而深情：

我看见灰雁飞过平原

野雁在高空充满生气——

从地平线到地平线，矢志不渝

它们的灵魂梗在喉间

——它们发灰的洁白为浩瀚天空扎上缎带

太阳的光辐洒遍褶皱的丘陵

他挥挥手，远去了。第二天他飞回来的时候，飞机瞬间剧烈摇摆，然后开始旋转，“最后像一只鸟一样俯冲下来，一头栽到了地上”——丹尼斯就这样死去了，突然又必然。他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被埋在恩贡山上，从那里“可以俯视整个平原和平原上的牛与野兽”。日出日落时分，总是有狮子在墓地出没，“有一头公狮和一头母狮会在那附近站上很久，有时干脆躺在墓地上”。

人的生命总有终结，怀着爱情死去，胜过灰暗地苟生。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从不会在不爱中将就。《走出非洲》里有一个决然的故事：桑给巴尔岛的苏丹儿子要和波斯沙王的女儿结婚，英国女王夫妇丈夫把一套精美茶具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他们，祝愿新婚夫妇生活美满。可是这一对新人还没完成婚礼就散伙了，原因是“新娘不愿意放弃骑马的爱好，就把她的马也放在帆船上带了过来，这条船上全是她的嫁妆。但桑给巴尔岛是禁止女人骑马的。所以，麻烦就来了。最后，公主宁愿放弃丈夫也不愿放弃她的马，两人的婚姻也就完了，沙王的女儿又回到了波斯”。没有爱的婚姻到处都是病症，区别只是睁开双眼还是闭一只眼。这波斯沙王的公主绝不委屈自己，她不愿把自己的家当作一个精神病院。丹尼斯死去了，凯伦失去了恋人，但比起波斯公主，他们还是太幸福，人生中哪怕真爱了一天，也是值得的。

凯伦·布里克森已经去世60年，《走出非洲》风靡全世界，被翻译成40余种文字。1985年，美国著名导演西德尼·布拉克把这本小说改编为电影，影片的主线变成了凯伦和丹尼斯的爱情，并获得六项奥斯卡金像奖。大众文化的心愿是花好月圆，而真实的世界苦辣甜酸俱全。至今，凯伦在肯尼亚的农场故居依然保持着原样，成为一个旅游热点。在这个故居里的一角，摆放着一台老式留声机，这是丹尼斯送给凯伦的原物。客厅外面是个大花园，抬头能看到雄伟的乞力马扎罗山。硬汉海明威曾经对这座山魂牵梦绕，但他从未来过，而瘦弱不堪的凯伦，却在这儿度过了18年的风雨岁月。女人常被看成弱者，但只要心里有梦，女人就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一部《走出非洲》，讲的就是这个美幻的女性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