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力小说网

第六章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爱情如同诗行燃烧在预料之外的瞬间（第2页）

特丽莎也十分兴奋，“他们俩都盼着一起睡觉”，渴望做爱之后紧紧相拥的愉悦。她睡得很香，“只要在他的怀抱里，无论有多激动，她都睡得着”。这对特丽莎来说，是出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光。特丽莎的妈妈非常漂亮，未出嫁时有一大群追求者，其中九个求婚者曾围着她跪成一圈，“她站在中间像个公主，不知挑选谁好：第一个最英俊，第二个最聪明，第三个最富裕，第四个最健壮，第五个门第显赫，第六个背诗如流，第七个见多识广，第八个精于小提琴，而第九个极富有男子气。他们都用同一种姿势跪着，膝盖上的功夫相差无几”。女性在爱情选择时往往被不规不矩的男人带向悲剧，特丽莎的妈妈竟然选择了第九个男人，只是因为“与他性交时尽管她一再叮嘱‘小心’‘多多小心’，他却故意为所欲为，使她怀了孕，找不到人打胎而不得不嫁给他”。特丽莎出世时，妈妈默默无语，“牵挂着自已的另外八个求婚者，想起来他们都比第九个好”。不幸的婚姻常常有一种不幸的解脱方式，特丽莎的妈妈遇到了一个离过两次婚的骗子，抛下了丈夫与特丽莎，跟这个神经质的男人私奔了。那个“最有男子气的人”备受打击，到处胡言乱语，触犯政治禁忌，被警方抓起来，死在监狱里。特丽莎与母亲随着骗子继父来到—个小镇住下来，随后几年，“母亲又生了三个孩子，当她重新照镜子时，发现自己又老又丑”。而继父“却跟一个又一个女人胡来”，伤心的母亲永远都在妒忌，却又无力反抗。因为母亲的痛苦，特丽莎从小就沉浸在赎罪的沉郁中。她觉得自己是“母亲命运最主要的罪源”，是“那最有男子气的男人的精子和那最漂亮的女人的卵子的荒谬结合”。母亲无休止地提醒她，“母亲就意味着牺牲一切”，在特丽莎听起来，这意味着自己作为一个女儿，是“无法赎补的罪过”。为此，“她愿做一切事以讨得母亲的欢心，特丽莎交出自己的全部工资，做家务，照顾弟妹，用整个星期天打扫房屋和洗东西”。她天资聪颖，很喜欢读书，却在15岁时，被母亲领出了学校，当了女招待。她只好见缝插针地读书，“无论什么时候洗衣服，盆边总搁着一本书。她去翻书页，洗衣水滴在书上”。

托马斯并不了解特丽莎的这些过去，更体察不到“她的灵魂——那悲伤、怯懦、自我封闭的心灵——隐藏在身体内的底层，羞于显露自己”。特丽莎的精神中积累着底层社会生活中的典型创伤：物质贫穷，精神破碎，意外频出。特丽莎的心理阴影更加深重：“每次特丽莎洗澡，继父都往浴室里钻。”母亲不关窗帘，“在灯下光着身子走，特丽莎很快跑过去把窗帘拉上，唯恐街那边的行人看见她母亲。但她听到母亲在自己身后爆发出大笑”。为了走出原生家庭，特丽莎“期待着找到一个与别人不同的躯体，期待自己脸上显示出从最底层释放出来的水手一样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那一天她在餐馆里初见托马斯，听到托马斯叫她，刹那间感到“那声叫唤的意义太大了，因为这位呼唤者既不知道她母亲，也不知道那帮醉鬼，对他们日复一日单调的猥亵脏话也一无所知，他的上流身份使他超凡出众。”

这是特丽莎的心理，托马斯能看到特丽莎的这一面吗？丝毫没有。男女初遇，总是看到最美好的外层，一切都明亮。但其实，每个人都像月亮，都有寒冷的另一面，当它转动过来，就会蓦然给人惊心的沉重感。寻常的人间交往，每个人都不会展示自己的这一面，但进入爱情，就再也无法掩盖。爱情本身就是赤裸的，它剥去了日常的装饰，将洪荒时代徐徐打开，将每个人最原始的本相展露无遗。这正是特丽莎面对托马斯的冲动，她“感到灵魂从血管里和毛孔里冲出体外，向他展示开来”。

与托马斯生活在一起后，特丽莎更加敏感而紧张，“她对生活的全部渴望都系在一根绳子上：托马斯的声音，因为正是这个声音曾经把她那怯懦的灵魂从她体内深处召唤了出来”。这孤悬一线的精神依赖使她陷入焦虑，她总是做噩梦，梦见自己“赤身裸体与一大群裸身女人绕着游泳池行走，悬挂在圆形屋顶上篮子里的托马斯，冲着她们吼叫，要她们唱歌、下跪。只要一个人跪得不好，他便朝她开枪”。米兰·昆德拉写到这里，开始走出叙事，转动到精神分析的视角，追溯特丽莎潜意识中的自我：那些女人是在为她们的整齐划一而兴高采烈，被托马斯枪杀使她们的欢乐又更上一层楼，狂欢庆贺“在死亡中实现她们更绝对的同一”。而特丽莎为什么在噩梦中痛苦？因为她“不能告诉托马斯，自己来到他这里，是为了逃离母亲的世界，那个所有躯体毫无差别的世界。她来到他这里，是为了使自己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取代的躯体”。但托马斯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还是把特丽莎与其他女人等量齐观：吻她们是一个样，抚摸她们也是一个样，对待特丽莎以及其他女人的身体绝对无所区分。托马斯把特丽莎又送回到她企图逃离的世界，送回那些女人中间，与她们赤身裸体地走在一起”。

但我们也不该责备托马斯，托马斯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懂得特丽莎呢？一切都需要某种伟大的力量来打开，让他们彼此看到灵魂深处的同一性。他们两个人的阶层差异太大了，互相观望的视角只能看到有限的局部。只有被时代冲压到一个水平线上，他们才会看到真正的彼此。中唐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故事：禅门居士庞蕴父女四处游历，路过一座拱桥时，庞蕴跌了一跤，扑倒在地。女儿灵照见状，立刻伏倒在父亲身旁。庞蕴问女儿：“你这是干什么？”灵照说：“见爸爸跌倒，我来扶你！”庞蕴听了，会心一笑：把人搀起来是一种扶，而主动倒下，与跌倒的人处于一个层面上，这更是一种扶啊！后一种“扶”取消了倒地与站立的区别，是高度精神化的心灵相契，让人更加欣喜。

这个故事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形成鲜明对照，米兰·昆德拉写到一个情节：与托马斯共同生活的特丽莎“走路开始步履不稳了，几乎每天都摔跤，或者碰到什么东西，至少也得给什么东西绊一下。一种无法克制的要倒下去的欲念支配着她。她生活在不断晕眩的状态之中。常常摔倒的她总是说：‘扶我起来吧。’托马斯不断耐心地把她扶起来”。但此时托马斯“扶”的只是特丽莎的身体，真正让托马斯认识到特丽莎内心世界的，还是轰然到来的社会灾变。这场灾变正在悄悄酝酿，脚步声让人难以察觉，人们还在原有的轨道中努力生活。

在托马斯的帮助下，特丽莎得到了一份摄影的工作，她对拍照产生了好奇，于是，“托马斯的朋友萨宾娜借给她三、四本著名摄影家的专著，又邀她去一个咖啡馆，给她解释书上的照片，使她对每幅作品都增添了不少兴趣。她静静地凝神倾听，那模样，教授们从他们学生的脸上是不常看到的。多亏萨宾娜，她渐渐明白了照片与绘画之间的关系。她还常常让托马斯带她参观布拉格举办的每一个展览。不久，她的摄影作品便刊登在她所服务的那份图片周刊上，最后，她离开暗室并进了专业摄影师的行列”。

特丽莎的神速进展，似乎是一个奇迹，她的创造力从何而来？米兰·昆德拉在这里展现了他的独特观察：底层人民往往蕴藏着极大的文化创造力，人和人的差异并不在于阶层地位的高低，而在于有没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书中感叹，特丽莎这样一个“被迫终日给人上酒、给弟妹洗衣的少女，不被允许去追求‘上进’的人势必积存着极大的生命潜在力。这种力量是那些一读书就昏昏欲睡的大学生们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特丽莎读的书比他们丰富，也从生活中学到了许多，只是她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大学生与特丽莎这样的自学者的差别与其说在于知识面，还不如说在于他们的生命力以及自信心”。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子早就说过，“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秦末的农民陈胜更是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托马斯之所以能够相遇特丽莎，最基本的契合点是他没有贵族化，尽管托马斯身处社会精英阶层，但却有一双平视一切生灵的眼睛。倘若他高高在上，信奉“一流的专业，上流的生活”，那他永远不可能与特丽莎走到一起。人类生活中多少人迈不过这道坎，让爱情变成“门当户对”的狭窄通道。阶层平衡的爱情适合风平浪静的时代，纸做的小船也能随风远航。然而历史的飓风一旦到来，爱情之船的龙骨立刻受到考验。当原有的社会架构倾斜坍塌的时候，多少“爱情”瞬间消失，而托马斯和特丽莎却在大浪淘沙中展现出熠熠闪光的本色。

飓风很快到来，迅猛狂暴，横扫了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年的2月15日，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奇迹般地战胜苏联队，获得冬季奥运会的冠军。无数年轻人冲上街头，狂欢庆祝。人们开始公开谈论社会改革，街头到处飘散着摇滚乐、爵士乐的气息。剧院开始上演《谁在害怕弗朗茨·卡夫卡》，将以往官方批判的“资产阶级文学”堂而皇之地搬上了舞台。布拉格向来是个十分西化的中欧城市，与苏联那种肃穆的东正教文化氛围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在悄悄出现的宽松政治气氛中，布拉格的自由之风日甚一日地蔓延，引起苏联当政者的强烈不满，一个规模庞大的进攻计划正在逐步成形。8月20日，靴子终于落地，苏联坦克轰隆隆地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伞兵幽灵般降落在首都中心，毫不费力地抓走了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杜布切克。杜布切克被带走时告诉办公室主任，一定不能让苏联人得到自己的公文包，因为里面有不想让苏联人看到的文件。等他一周后回到办公室，发现公文包空无一物，这时他才明白，这个办公室主任原来是苏联的间谍。

就在这时，特丽莎开始爆发出真正的生命能量，她和其他热血澎湃的捷克摄影家和摄影记者都认识到：“要为久远的未来保存暴力的嘴脸，只有他们是最好的完成这一工作的人了。”特丽莎走出了个人的生活史，疾步跨入大历史的影像记录中，“在形势有所缓解的大街上转，摄下侵略军的士兵和军官。侵略者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用心地听取过上司的指示，知道怎么对付向他们开火和扔石头的情况，却没有接到过怎样对待这些摄影镜头的命令。她拍了一卷又一卷，把大约一半还没冲洗的胶卷送给那些外国新闻记者。她的很多照片都登上了西方报纸：坦克；示威的拳头；毁坏的房屋；血染的红白蓝三色捷克国旗所覆盖着的尸体；骑摩托车的青年挥舞着长杆捷克斯洛伐克国旗高速包围着入侵坦克；少女们穿着短得难以置信的裙子，任意与马路上的行人接吻，来挑逗面前那些可怜的性饥渴的入侵士兵”。在艰难中长大的特丽莎，此时展现出岩石般的承重力，她无形中实现了精神内部的转换，从一个被托马斯拯救的卑微女人转化为民族命运的承担者。她在小说中的分量从“轻”变成了“重”，新的生命价值正在伸开枝叶。

这场大入侵，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名叫寇德卡的剧院摄影师大放光芒。他拍下了一系列现场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一个年轻人戴着手表的手臂，时间显示了苏联坦克开入布拉格的那一瞬间。捷克人愤怒而绝望，一位女士甚至打电话给总统斯沃博达，请他开枪自杀，以表达捷克民族的抗议。而更多的人选择离开，多达10万人逃出了捷克仁斯洛伐克，流落在四面八方。托马斯和特丽莎也随着逃亡的人群来到瑞士城市苏黎世，特丽莎随身带着她在布拉格拍摄的大量苏军入侵现场照。她期待将这些照片传播到全世界，告诉人们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遭受的磨难。于是她将50张自己精心处理的照片，送到瑞士一家发行量极大的新闻图片杂志。“编辑和蔼地接待了特丽莎，请她坐，看了看照片又夸奖了一通，然后解释，事件的特定时间已经过去了，它们已不可能有发表的机会。特丽莎反驳：‘可这一切在布拉格并没有过去！’她用自己糟糕的德语努力向对方解释，就是在此刻，尽管国家被攻占了，一切都在与他们作对，但工厂里建立工人委员会，学生们罢课走出学校要求苏联撤军，整个国家都在把心里话吼出来。”

但那位和蔼的编辑只是冷静地说：“这儿没有人关心这一切。”

特丽莎想在国外开辟新战场的希望破灭了，她的生活陷入了虚空，“在一个陌生国家里生活，就意味着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没有她自己的国土之网来支撑她：家庭、朋友、同事，还有从小就熟悉的语言可帮助她轻易地说出她想说的话。在布拉格，只有在某种心灵需要时，她才依靠托马斯，可现在事事都得依靠他。如果在这里托马斯抛弃了她，她怎么办？她一辈子都要在失去他的恐惧中生活吗？”特丽莎不满意于自己的软弱，这种软弱在过去可以自我原谅，但在经历了苏军入侵、经历了自己用摄影镜头的反抗后，特丽莎已经不能接受对托马斯的依赖。托马斯在瑞士活得很好，他被一家大医院聘用，拥有能和特丽莎一起过上优渥生活的收入。托马斯的精神格局，此时暴露出中产阶级那不上不下的局限性。他在异国随波浮沉，忙碌于医院的工作中，甚至还找到了新情人。特丽莎恍然发现，托马斯也是一个弱者，她和托马斯的结识“一开始就是一种错误，腋下的那本《安娜·卡列尼娜》不过是一个假证件，它使托马斯想入非非。他们相爱，但他们都使对方的生活如地狱一般。相爱的事实，仅仅能证明这不是他们的错，不是他们的行为，以及变化无常的感情的错，而是他们不相配：托马斯是强壮的，而她是虚弱的。可是，当这位强者都弱得不能伤害这位弱者时，弱者也就不得不强起来以离去”。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段。特丽莎和托马斯在瑞士可以轻松地生存下去，在远离祖国的安全距离中躲避历史的沉重。但特丽莎不能承受这种“轻”，她需要脚踏土地生活，而不能“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成长于底层的人最能感受地表的温度，上流社会的人们往往缺乏这样的肌肤感。托马斯在瑞士也可以如鱼得水，但特丽莎就不能忍受远离故土的虚无。面向祖国的向心力给了特丽莎内在的力量，她在这个需要承担家国责任的历史关头，本能地决定要返回捷克。她的这一决定带动了托马斯，故事的发动机出现了角度转换，女性变成主角，成为故事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他们在苏黎世住了六七个月，之后，特丽莎毅然回到了布拉格，她给托马斯留下一封信。信上说她原来以为国外的生活会改变自己，以为经历过苏联入侵事件以后她会长大，会变得聪明而强壮，但她现在明白她高估了自己。“她成了他的负担，不愿意继续成为负担。”托马斯看了信，服了安眠药，可一夜没合眼。他反复考虑眼下的形势，知道他的祖国已经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断了通讯，不可能通过电话电报找回特丽莎，因为特丽莎拍了那些苏军入侵的照片，“今后当局也绝不会让她出国旅行，与她的分离看来已成定局”。

特丽莎毅然回到了布拉格，走的时候没有告诉托马斯。但五天后，托马斯突然出现在特丽莎面前，两个人面对面，仿佛“站在雪原中央，冻得瑟瑟发抖”。他们靠在了一起，就像一对还没有亲吻过的情侣。托马斯问：“一切都好吗？”特丽莎说：“我在等着。”托马斯问她：“等什么？”她没有回答，“她不能对他说，她一直在等着他”。

小说中的这一段写得很简洁，但含义无穷。特丽莎的离开，使托马斯寝食难安，他在驱车离开苏黎世回布拉格的路上，“一面想着对特丽莎的爱，一面柔声重复着‘esmusssein！（非如此不可）’”。虽然他一路也怀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但他还是义无反顾，特丽莎“把他带入了牢笼，使得他再也无法脱身”。托马斯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个不安歇的灵魂，他总是处于自我矛盾中，哪怕是选择医生这个职业，也是因为有一种亵渎上帝的快感：“上帝亲手创造了人体，又在其外小心地包上一层皮肤，再封好，不让人类的肉眼看到其内部，但他万万没料到，外科医生竟然敢把手伸进这人体的内部。当初，托马斯面对上了麻醉的病人，第一次以麻利的动作切开皮肤，割出一条又直又精确的口子（就像剪一块没有生命的布料、裁一件上衣、一条裙子或是窗帘什么的）时，他体会到一阵强烈但短暂的亵渎神灵的感觉。”特丽莎身上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让他不可分离呢？米兰·昆德拉很小心，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这完全符合爱情的本来面貌：语言达不到的地方，就是爱情的栖息之地。所有说得出来的爱，都是表面的。一个人心里犹犹豫豫，脚步却狂奔过去的人，那就是真爱了。托马斯的心情，何尝不是如此呢？

回到捷克的托马斯“感到绝望”，很晚才入睡。特丽莎醒了，她默默想到，她和托马斯的生活位置彻底转变了：托马斯回到布拉格“是因为她。因为她，托马斯的命运改变了。从现在起，不再是托马斯对她负有责任，从今往后，该她对他负责了”。

这徘徊不去的念头让她沉重，“这份责任在她看来已超出了自己的能力”。但特丽莎并不担忧，因为她回想起来，昨天托马斯突然出现在门口，“没过多久，布拉格的一座教堂敲响了六点钟。他们第一次相遇，特丽莎是六点钟下的班。她看见托马斯坐在对面的一条黄色长凳上，不早不晚，她也是听见了六点的钟声”。这巧合让她感受到“一下子从惶惶不安中解救出来的一种美感，让她全身心都充满了一种对生活崭新的渴望。偶然的幸运之鸟再一次飞落在她的肩头。她含着热泪，无限幸福地听着他在身边呼吸”。

在这个时刻，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不可承受之重”的生命内涵：托马斯和特丽莎都选择了面向沉重的生活，只有在这沉重的承担中，他们才有可能“无限幸福”地听到对方的呼吸。这部小说也是在这个地方，点出了一个人生的道理：人性的弱点是回避艰难，但爱情总是让人迎难而上。没有爱情的人可以生活在可承受的“轻”中，一生轻飘飘地度过。而已经爱上的人不顾一切，只能用“重”来衡量生命的分量。“非如此不可”，这是特丽莎带给托马斯的圣灵之光，这个“被人放在草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原来是上帝的使者。

历史太长，人生太短，爱情的成败只在一瞬间

特丽莎和托马斯回到捷克之后，发现整个国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到处都是苏联人的痕迹。他们开车去一个小镇，六年之前他们在这儿住过几天。熟悉的旅馆被更改了名字，现在叫“贝加尔旅社”。几乎所有的街道都充满了苏联味儿，街道的名字变成了斯大林格勒街、列宁格勒街、基辅街、罗斯托夫街、奥德萨街……全是苏联的地名。还有柴可夫斯基疗养院、托尔斯泰疗养院、普希金酒吧、高尔基剧院。城市中心的广场被改为莫斯科广场，整个小镇似乎都被苏联淹没了。“特丽莎突然记起苏联入侵的那几天，每个城镇的人都把街道路牌拔掉了，住宅号牌也不见了。整个国家一夜之间成了无名的世界。苏联部队在乡下转了整整几天，不知自己来到了哪里。军官们搜寻并企图占领报社、电视台、电台，但没能找到它们。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问路，人们不是对他们耸耸肩，就是告诉他们错误的地名和方向。”捷克人的这种抵抗方式，让苏联人暂时找不到东南西北，但是对捷克人自己的伤害也很大。特丽莎想到：“失去名字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那些街道和建筑再也不能恢复它们原来的名字了。结果，一个捷克矿泉小镇，突然演变为一个虚构的袖珍俄罗斯。”

回到失去了名字的捷克，托马斯和特丽莎应该怎么生活呢？他们发现，自己的私人空间失去了防护，随时都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在监视着他们。特别是电台上播出了一档节目，让他们感觉到无处不在的威胁。在这个节目上，公布了一位名叫普罗恰茨卡的小说家的私下谈话，他在谈话中讽刺朋友，还讽刺了一些政治人物。另外还有一档节目是关于捷克移民问题的。这个节目里也有很多私人谈话，都被电台公开播放了。这说明很多公民的个人生活被监控、被窃听，秘密警察监视着大家的生活。这让特丽莎回忆起她的少女时期，她说：“我14岁的时候写了一本秘密日记。我怕有人看到它，把它藏在顶楼上。妈妈发现了它，有一天吃饭，我们都埋头喝着汤，她从口袋里拿出我的日记说：‘好了，诸位现在仔细听一听。’她读了几句，就哈哈大笑，他们都笑得无法吃饭。”特丽莎沉重地想到，捷克现在的状况，似乎是七年前的母亲世界又卷士重来，前后左右把她团团围住。“那天早上她对托马斯谈起，母亲如何在饭桌前边读她的秘密日记边发出狂笑。当一种茶余饭后的私下交谈都拿到电台广播时，这说明什么呢？不说明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集中营吗？”

更大的麻烦和痛苦还在后面。

托马斯从苏黎世回到布拉格以后，继续在他原来的医院工作。一天，主治医生把他叫去，对他说：“你必须收回那篇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托马斯想起来，1968年春天，他和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常读一种印数达30万份的捷克作家联盟的周报。这家周报从当局那里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权，而且还涉及一些禁忌问题。正是这家报纸提出了一个问题：执政当局建立初期，为了“英勇地捍卫”新制度，大搞政治审判，处死了很多无辜的人，这个罪责应该由谁来承担？托马斯看到以后，联想起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在这个悲剧中，俄狄浦斯王无意中犯了杀父娶母的大罪。他万分自责，挖掉了自己的双眼，将自己放逐。托马斯认为，这里面的主要问题是：难道一个人因为无知而杀了不该杀的人，就可以说自己一身清白？“难道因为坐在王位上的是个傻子，就可以对他的臣民完全不负责吗？……我们都知道那些宣判荒诞不经，被处死者冤屈清白，检查官先生怎么还可以捶胸顿足大声疾呼地为自己的心灵纯洁辩护呢？我的良心是好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难道不正是他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造成了无可弥补的罪孽么？”有了这些思考，托马斯在文章中不但回顾了俄狄浦斯的故事，还称赞俄狄浦斯王的伟大忏悔精神，他说：“俄狄浦斯不知道他娶的是自己的母亲。他知道事实真相后，不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无法忍受这种‘不知道’造成的惨景。他刺瞎了双眼，从底比斯出走流浪。”文章写好以后送给了周报，一个月后，这篇文章在倒数第二版见报了。

现在，主治医生让托马斯把这篇文章收回去，实际上是让他写一份忏悔书。在整个捷克都被苏联占领的局势下，写这样的忏悔书，无疑是让托马斯抛弃自己的独立人格，表示自己对侵略者的效忠。这对托马斯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知道，一旦拒绝，他将失去高级医生的工作，被迫在贫困线上生存。从历史来看，太多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公元263年，魏国的司马昭加快了篡权的节奏，让大文人阮籍给他写劝进表。阮籍以往都是装糊涂，故意喝得大醉，躲过司马昭的各种要求。这一次司马昭没给他留有余地，把他扣在府中不放，盯着他写。阮籍这时候可以以死抗争，但他还是妥协，给司马昭写了。一个月以后，阮籍便郁郁而终，他的良心完全被这篇不该写的文章压垮了。托马斯此时也面临着人生最严肃的选择，正像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里所说，“生存，还是毁灭？”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对主治医生说：“给我一个星期想一想。”

托马斯还没有说出自己的选择，医院里却传开了谣言，纷纷说托马斯为了自保，已经在写自我批评的声明。有一些人趋利避害，“被迫与苏联占领当局公开言归于好”，他们看到托马斯，“开始对他古怪地笑，这种笑他从来没有见过：是一种有着秘密勾当的时候才出现的笑容，会意而又忸怩，正像两个男人在一家妓院偶然相逢时的笑，双方都有些窘迫，同时又都高兴地觉得他们有着共同感情”。而另一些人坚决不与苏联占领当局合作，他们冷嘲热讽托马斯，说他写了这样的声明，“从那以后，他便不开口了，再不会说长道短，再不会有丝毫异议。只要他一露头，这份声明就会变成铅字，他就无地自容。总之，这是个相当好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了”。

托马斯的处境无比烦恼：他“突然捕捉到了一个奇怪的事实：人人都朝他笑，人人都希望他写那个收回声明，人人都会因此而高兴！第一种人高兴，是因为他将他们的懦弱抬高身价，使他们过去的行为看来是小事一桩，能归还他们失去的名声。第二种人高兴，是因为他们能视自己的荣耀为特权，决不愿意让出，甚至会慢慢培养出一种对懦弱者的暗暗喜爱。要是没有这些懦弱者，他们的英勇将会立即变成一种无人景仰羡慕的苦差事，平凡而单调”。

孤独的托马斯开始失眠。他“第一次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数不清的目光都凝聚在他身上，他无法接应它们，既不能用目光也不能用言语来回答它们。他听任每一个人的摆布，听任人们在医院内外议论着他（其时紧张的布拉格正谣言四起，谁背叛，谁告密，谁勾结，传谣速度快如电报不可思议）。他虽然知道但毫无办法。他对谣言如此不堪忍受感到惊奇，对自己如此苦于焦灼感到不可理解。他们对他的兴趣令人不快，如同你碰我撞的挤迫，如同噩梦中一伙人七手八脚将我们的衣服撕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