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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爱情如同诗行燃烧在预料之外的瞬间（第3页）

关键的时刻到来，他终于想定了，去了主治医生那里，告诉对方“他不会写一个字”。因为这个回答，他被迫离开了医院，在一家离布拉格约50英里的乡村诊所里干活儿，每天乘火车往返两地。一年后，他在布拉格郊外的一个小诊所里开始干更低的职位，每天给病人“开开病假条，送他们去找某些专科大夫。他看自己与其是医生，还不如说是个管家仆人”。

这样的生活他并不后悔，他保持住了自己的良知。在某些历史时期，沉重的生活是一种光荣。他拒绝了苟且，在重压下艰难地站立着，在站立中承担着历史的正义。

有一天，快下班的时候，诊所来了一个50来岁的男人，他说自己是国家内务部的代表，“邀请托马斯到马路那边去喝一杯”。谈话中他说：“我们知道，你在苏黎世有极好的职位，我们非常赞赏你的回国。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你认识到了你的岗位在这里。”他又像责怪托马斯似的，说：“可你的岗位应该在手术台上才对！”

“我太同意了。”托马斯说。

这个中年人为托马斯准备了一份声明样稿，让他签字，然后发表在报纸上。

“托马斯读了样稿上写的东西，吓了一跳。这比两年前主治医生要他签的声明糟糕多了。不是停留在收回俄狄浦斯读后感的问题，还包含了亲苏、许愿效忠当局、谴责知识分子、说他们是想挑起内战等等内容。”托马斯知道事情很严重，机灵地说，他“愿意自己来写，给了警察局一点希望，也给自己争取了一点时间。就在第二天，他在那个诊所辞了职”。他的新选择是去当一名窗户擦洗工，他主动“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这样，“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不会对他再有所兴趣。一旦他落到社会阶层的最低一级，他们就再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信以为真。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直上的签名者有关，而不会与栽跟头的签名者有缘”。

托马斯就是这样在社会阶梯上一点点下落，从备受尊敬的医生变为擦玻璃的劳工。他每天“拿着刷子和长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荡”。“卖货的姑娘叫他‘大夫’，向他请教有关她们感冒、背痛、经期不正常的问题。看着他往玻璃上浇水，把刷子绑在长竿的一端，开始洗起来，她们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们有机会摆脱开顾客，就一定会从他手里夺过长竿，帮他去洗”。这个托马斯头顶着统治者圈定的大罪，重压一天天增加。然而他并不愁闷，这是他自己选择的生活，虽艰辛却快乐，“感觉自己年轻了十岁”。以前的托马斯游戏于女人之间，他迷恋的不纯粹是性快乐，更沉溺于发现“使每个女人做爱时异于他人的百万分之一部分”。在他看来，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都是开放的，无须人去发现，“只有性问题上的百万分之一的区别是珍贵的，不是人人都可以进入的领域，只能用攻克来对付它。”他的性游戏，“不是一种求取欢乐的欲望，而是一种要征服世界的决心”。现在，他终于觉得“布拉格近来变得这么丑恶”，顿悟到他以往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非如此不可”，他多年对女色的追求，也是其中一种。他渴望一个“绝对的假日”，从这些虚妄的“非如此不可”中解脱。他问自己：“他能告假离开医院的手术台，为什么不能告假离开世界的手术台？为什么不能离开女人们那百万分之一的虚幻的差异？为什么不能离开那把想像中切开女人们保险箱的解剖刀？”

此时的托马斯，有着一种回归生命根本的急切渴望，要过一种自然而自由的生活。因此当他听到特丽莎建议，两个人一起搬到乡下去，“回到大自然去”的时候，欣然同意，因为“大自然总是原来的样子”。

但是他并不知道，特丽莎提出这样的建议，也源于她内心的极度痛苦。

回到捷克以后，特丽莎被摄影杂志社解雇，“他们终究不能原谅她，因为她曾经拍了一个星期的入侵坦克”。通过朋友她找了一份酒吧招待员的工作，发现酒吧里都是“被入侵者砸了饭碗的人”。酒吧的会计是一位神学教授，坐在服务台里的是一位大使，“他曾在外国电视里抗议苏联入侵”。

这一天，酒吧里来了一个大约16岁的少年，他要一杯白兰地。特丽莎拒绝，因为根据国家法律规定，未成年人不得饮酒。那少年一言不发起身离开，半个小时之后又满身酒气地回来，要一杯饮料，哈哈大笑说“我想看见你，我爱你”，然后走了。一个特丽莎熟悉的秃顶矮个子男人喝着伏特加走过来，故意指责特丽莎给少年喝酒。这是无理取闹。特丽莎正在无奈中，一个“正好走近酒柜的高个头男人”阻止了那个秃头男人。特丽莎非常感谢，和高个子男人一番交谈后，知道他就住在附近，是个工程师，那一天在这个酒吧“纯属碰巧”。这工程师“开始劝诱她去他的住宅”，其中的性挑逗十分明显。前两次邀请，特丽莎都回绝了，第三次却答应了：身处逆境中的她想起托马斯“反复地对她说，爱情与性交毫无共同之处”，特丽莎想“实践一下托马斯的话，证实一下他的话”。

到了那个工程师的住处，他把她“拉到自己怀里，手放在她的乳房上。太奇怪了，手的抚摸立刻消除了她最后的一丝惶恐。她意识到工程师的手只涉及到她的身体，她的灵魂完全置之度外。只是身体，仅仅是身体，是背叛了她的身体，是被她送入世界与其他身体并存的身体。”但这仅仅是一瞬的幻觉，随后“她盯着工程师的脸，意识到她决不会允许自己的肉体——灵魂留下了印戳的肉体，由一个她一无所知也不希望有所知的人来拥抱，不允许自己的肉体从中取乐。她沉浸在仇恨的迷醉中，集了一口痰，朝这个陌生人脸上吐去”。

特丽莎从极度体验的悬崖边上走了回来，她明白自己不可能像托马斯以前那样放纵身体，不可能投入生命的“轻”。她母亲的破碎人生证实了一个关于“轻”的逻辑：人一旦向轻飘飘的生活移动，就会不可遏制地向更轻的地方滑落，失重，是这种生活永远的斜面。特丽莎在生存的刀锋上获得了顿悟，她如释重负地回到了工作的酒吧。

酒吧里的那位前大使对特里莎说，那个引诱特丽莎的工程师“是个秘密警察”。他告诉她，秘密警察有三种：“第一种是旧式的，他们只是偷听人们说些什么，向上司汇报。第二种的职能就是威吓人，他们要人们明白我们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要让我们害怕。你那个喝酒的秃头熟人就属于这一类。第三种的职能，就是制造假象来损害我们的名声，他们需要设计陷阱，强迫人们与他们合作。”特丽莎立即联想起那个工程师，他有可能就是警察局派来的。那个喝醉了又宣称爱她的那个少年、那个秃头喝酒人、那个故意为她辩护的工程师——“这三个人都在预先安排的方案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目的是软化她，使她上钩！”

度过劫波的特丽莎和托马斯都走到了人生的关键时刻：他们曾经在时代的风云中负重而行，也曾经在“轻”的诱惑中迷茫趔趄。现在，抛却了一切外在的拥有，他们恍然发现，两个人真正互相看见了，他们的世界就是彼此。小说中所以有了这样一段纯情的深夜情景：

托马斯直挺挺地在床上坐起来。特丽莎在他身旁深深地呼吸。……他突然回想起柏拉图《对话录》中有一个著名的假说：原来的人都是两性人，自从上帝把人一劈为二，所有的这一半都在世界上漫游着，寻找那另一半。爱情，就是我们渴求着失去了的那一半自己。托马斯自问，“有一个人用一个草筐把特丽莎送给了他，假如后来他又碰到了那位意味着自己的一半的女人，那又怎么办呢？他更爱哪一位？来自草篮的女子，还是来自柏拉图假说的女子？他试图想象，自己与那梦中女子生活在理想的世界里，他看见在他们理想房舍敞开的窗前，特丽莎孤零零地一个人走过，停下来朝他打望，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悲哀。他受不了她的那一瞥，又一次感到特丽莎的痛楚痛在自己心里，又一次被同情所折磨，深深地沉入特丽莎的灵魂。他从窗子里跳出去，但她苦涩地要他待在他感觉快乐的地方，做出那些唐突、生硬的动作，使他烦闷不快。他抓住对方那双紧张的手，压在自己的双手之间使它们镇定。他知道，眼下以及将来，他将抛弃快乐的房舍，眼下以及将来，他将放弃他的天堂和梦中女郎，他将背叛他爱情的“非如此不可”，伴随特丽莎离去，伴随那六个偶然性所生下来的女人。他一直坐在床上，看着躺在身旁的这个女人，在睡梦中特丽莎还抓着他的手。他觉出一种对她无法言表的爱。这一刻她一定睡得不沉，因为她睁开了双眼，用疑虑的目光打量着他。

“你在看什么呢？”她问。

他知道不该弄醒她，应该哄她继续睡觉。他试图作出一种回答，往她脑子里种下一种新的梦境。

“我在看星星。”他说。

“不要说你在看星星了，你骗我。你在往下看。”

“那是因为我们在飞机上，星星在我们下面。”

“哦，飞机上。”特丽莎把他的手攥得更紧了，随后又昏昏欲睡。托马斯知道，特丽莎正从飞机的圆形窗户往外看，飞机正在群星之上高高飞翔。

而特丽莎眼中的托马斯，也完全变了样：“她不能使自己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他看上去像一位老人，头发变灰了，今非昔比了，不在于从医生变成了司机，而在于不再年轻了。”他不可能再次回到一流医院的手术台前，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干粗活的工人。这样的天翻地覆，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她“久久地观察丈夫，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自责：托马斯从苏黎世返回布拉格是她的错，他离开布拉格也是她的错，甚至就是在这里，她未能给他留下一丝安宁。她总是隐秘地责怪托马斯爱她爱得不够，把自己的爱视为无可指责，视为对他的一种屈尊恩赐。现在，她看出了自己是不公正的：如果她真是怀着伟大的爱去爱托马斯，就应该在国外坚持到底！托马斯在那里是快乐的，新的一片生活正在向他展开！然而她离开了他！确实，那时她自信是宽宏大量地给他以自由。但是，她的宽宏大量不仅仅是个托辞吗？她始终知道托马斯会回家来到自己身边的！她召唤托马斯一步一步随着她下来，像山林女妖把毫无疑心的村民诱入沼泽，把他们抛在那里任其沉没。她还利用那个胃痛之夜骗他迁往农村！她是多么狡诈啊！她召唤托马斯跟随着自己，似乎希望一次又一次测试他，测试托马斯对她的爱；她坚持不懈地召唤他，以致现在他就在这里，疲惫不堪，霜染鬓发，手指僵硬，再也不能捉稳解剖刀了。现在他们已经山穷水尽了，还能向哪里去呢？他们不可能再获准出国了，不可能再找到一种回布拉格的办法了：那里不会有人给他们工作。他们甚至没有理由移居到另一个村庄”。

特丽莎满心歉意地意识到，她运用了弱者的优势，伤害了托马斯：“她总是对自己说，她用了自己一生的软弱来反对托马斯。我们所有的人总是倾向于认为，强力是罪犯，而软弱是纯真的受害者。但现在特丽莎意识到，在她这里真理恰恰相反。即使是她那些梦，在一个男人的感觉中仅仅是软弱而非坚强的梦，也展示了她对托马斯的伤害，迫使他退却。她的软弱是侵略性的，一直迫使他投降，直到最后完全丧失强力，变成了一只她怀中的兔子。”

特丽莎的自我感觉，并没有准确描述她和托马斯的爱情真相。当女性真心爱上一个男人，她总是变得敏感，变得忘我，变得不顾一切。真爱中的女人，是女儿、妻子、母亲的综合体，给自己规定了无边的责任。当一个女人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好的时候，那是因为她得到了爱人无限的爱，她要用一生的真情去回报，她要把对方看成第一位的存在。

托马斯很明白这一点，特丽莎对他说：“你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我的错。由于我的错，你的句号打在这里，低得不可能再低了。”托马斯问她：“你没注意到我在这里很快乐？”特丽莎回答：“外科是你的事业。”托马斯斩钉截铁地说：“追求事业是愚蠢的，特丽莎，我没有事业。任何人也没有。认识到你是自由的，不被所有的事业束缚，这才是一种极度的解脱。”特丽莎听了，“把头靠着托马斯的肩膀，正如他们在飞机中一起飞过浓浓雨云时一样。她体验到奇异的快乐和同样奇异的悲凉。悲凉意昧着：我们处在最后一站。快乐意味着：我们在一起。悲凉是形式，快乐是内容。快乐注入在悲凉之中”。

有几个男人能够得到特丽莎这样的深情？在这暖光闪闪的情感高潮中，米兰·昆德拉忍不住站出来仰天长问：“仁慈的上帝，他们走完了所有的路程，只是为了让特丽莎相信他爱她吗？”

令人感叹的是，就在他们飞翔到爱情的最高点的时候，突然坠落了：他们一直住在一个村子里，托马斯当了集体农庄的司机。“那条路曲曲折折经过几座山，有一次他们在突然加速时撞坏了车，翻到陡峭的山坡下，身体摔成了肉酱。后来据警察说，汽车的刹车糟糕透顶。”

他们的人生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一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向读者问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回答的奥秘，就在于你生活在“轻”还是“重”里。在千年万年的时间尺度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生活有螺旋式的相似性，悲剧和喜剧都在一次次重演。但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太多的悲欢都是转瞬即逝，永不复还。人生很短，很多理想、很多愿望、很多爱，都无法实现。难道因为如此，我们就逃避生命的沉重，滑入无意义的轻松？一个人如何选择，世界其实无所谓，从根本上说，没有一个人在世界上是不可缺少的，也没有一个人在世界上是多余的。仔细思考一下生命的“轻”与“重”，本质上是对自己人生价值最大的尊重。想到这里，我们才会真正懂得米兰·昆德拉在这部小说开头写下的话：“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便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