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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给未来的遗赠（第2页）

我欣然接受了邀请，为伊利亚写了一首小提琴和钢琴协奏曲，并发送了乐谱。伊利亚收到乐谱后，在地下掩体里演奏了这首曲子，并用iPhone录制了音源发给我。然后我在他的演奏中加入了背景音乐，完成了《给伊利亚》（PieceforIllia）这首曲子。在这首曲子里，我引用了乌克兰国歌的一段旋律，对我来说这也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工作。实际上，我不知道4月末发行的收录了这首曲子的专辑能对支援乌克兰有多大贡献。从收益的捐赠金额来看，可能微不足道。但对我来说，处于困境中的伊利亚用美丽的音色认真弹奏了我写的曲子，已经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了。

即便没有去过某个国家，只要认识那里的人，那里就不再是陌生的。对我来说，伊利亚是让我与乌克兰建立联系的重要人物，我还没有见过他，但我可以称他为朋友。当然，这也不是说如果在那里没有认识的人，乌克兰问题就与我无关。我想，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当你能想象出在那里生活的具体的某个人的面孔时，你看待新闻的方式就会完全不同。从某个时期开始，我就不在意有人讥讽我参加社会活动是“炒作”了。当然，我内心会吐槽说“如果只是为了出名，我才不会干这么麻烦的事呢”，但不会明确说出来。

我心境发生变化的契机，是参加了20世纪末由U2乐队主唱保罗[14]领导的“庆典2000”（Jubilee2000）运动，该运动旨在消除非洲最贫穷国家的对外债务。当时，布莱恩·伊诺拜托我：“你来做日本的代表吧！”我改变了之前避免发表社会性言论的方针，加入了这个运动。在日本，艺人等发表政治言论还是会引发民众反感。但从那时起，我就觉得“如果自己有名气，倒不如积极地利用它”。并且我想即使有人批评我伪善，但只要真的能让社会稍微变得好一点，就足够了呀。我对环保和“3·11”东日本大地震后的活动都是基于这种信念。一旦决定去做，就不会轻易退出。

日本东北青年管弦乐团

在这样的社会活动中，有一项是由“儿童音乐再生基金会”发展而来的“日本东北青年管弦乐团”。再生基金会的活动进行了三年之后，大家都觉得相识不易，想要一起做更多的事情，于是决定在日本东北受灾地区招募孩子们组成管弦乐团。令人吃惊的是，参加招募的孩子特别多，以“琉森音乐节·新方舟·松岛2013”音乐活动为契机，由此组成管弦乐团的孩子们开始每年3月在东京和日本东北地区各地定期举办演奏会。乐团成员是来自岩手、宫城和福岛三个县的小学生到大学生，如有因为考试或升学产生缺员，会随时招募补充成员。这个乐团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约有100人的大家庭，其中一些孩子有过被海啸的泥水吞没家园和乐器的痛苦经历，也有一些孩子是在震灾后出生的，完全没有地震的记忆。他们都出生于日本东北地区，但每个人的背景都各不相同。

我作为乐团的音乐总监，一直关注着他们的活动，有时会请作曲家藤仓大开设工作坊或参加孩子们的集训营。在学校的社团里，后辈们对哪怕只比自己大一岁的前辈也要小心翼翼地顾虑其感受，然而在这个管弦乐团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成员们也会参加当地社区的其他乐团，但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像日本东北青年管弦乐团这样没有等级关系的集体真的很罕见。”孩子们不是在遵守由某个人制定的规则，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氛围。看到小学生和大学生用平辈语气并肩交谈的场景，真让人欣慰。从这个管弦乐团成立之初，我就一直想要为他们创作一首特别的新曲子。

我的想法在2020年年初以交付《此刻时间在倾斜》乐谱的方式实现。然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日本东北青年管弦乐团2020年和2021年的定期音乐会不得不取消。经过两年无奈的活动休止后，他们终于可以在2022年3月举行音乐会，《此刻时间在倾斜》的首演计划也确定下来。这首曲子使用了通常很少见的11拍。因为这个管弦乐团是在“3·11”东日本大地震之后诞生的，出于悼念之意，我坚持要使用数字11。

此外，我还想让乐团的每个成员都有展示的机会，因此特别设计让各个部分都有所表现——在创作曲子的时候，孩子们演奏时的脸就一直浮现在我脑海中，我也非常想实现这一点。然而，11拍对谁来说都不是熟悉的节拍，因此很难掌握节奏。如果只是机械地数11拍，就会产生偏差，因此在曲子结构上，我们将弦乐器的节拍分为“4、4、3”，管乐器节拍分为“3、3、3、2”，考虑了每个部分都能组合成11拍的节奏。结果，对孩子们来说，这首曲子变得相当复杂。因为是我写的，我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尽管如此，在演出前夕的合宿期间，我使用Zoom对孩子们进行了远程指导，在3月22日于盛冈举行的公演中，他们成功地演奏了《此刻时间在倾斜》。我是在线观看的转播视频，他们的演奏真的非常精彩。这是因为孩子们无法聚在一起时，也都在各自努力。3月26日，乐团还计划在东京的三得利音乐厅举行演出，我也希望能去现场。由于健康状况，我无法保证当天一定能出席，但幸运的是，那天我感觉状态不错，如愿到场参加。对我来说，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和癌症治疗，这也是我自冲绳音乐会以来，暌违两年后第一次有机会出现在舞台上。《此刻时间在倾斜》的结尾以11声钟声作为压轴。我在舞台一侧听着这些镇魂钟声响起，心中百感交集。这首曲子整体上给人一种黯淡、压抑的印象，但我想在曲子的最后，还是成功地让微弱的光芒发出了回响。

这次乐团在东京演出的第一部分，包括历经两年时间筹备的《此刻时间在倾斜》的演奏，以及吉永小百合的朗诵会。吉永和我都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的事件。吉永朗诵了祈祷和平、悼念冲绳阵亡者的诗歌，我则演奏了以长崎为背景的《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的主题曲——这是应她委托创作的电影原声音乐。

在第二部分，乐团与成立于“3·11”东日本大地震后的“连接合唱团”一起，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也就是“第九”。正如冈田晓生在《音乐的危机：〈第九交响曲〉不再能唱的那一天》中所述，“第九”成为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大家最想避免演奏的曲目。这首曲子的演奏阵容庞大，光是上台的人就有100名管弦乐团成员和60名合唱团成员。尽管如此，考虑到演出者和观众也许会从这场演出中找到某种意义，我们仍然决定进行70分钟以上的盛大演出——当然是在所有参加人员都进行核酸检测并确保结果阴性的情况下。我想，即使在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人们也需要品味演奏音乐的愉悦和兴奋。

D2021的伙伴

我在“3·11”东日本震灾后的活动发展出的另一个项目是“D2021”。在我的呼吁下，2012年开始举办的以“反核”为主题的音乐节“NoNukes”，后来几乎每年都在举办。持续举办这个活动的意义毋庸置疑，但随着演出者和演出内容逐渐固定，也开始有些落入俗套。而且除了核能问题，日本社会还出现了一系列需要思考的问题，例如安倍晋三政府推进的安保相关法案[15]、大规模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局限性以及歧视、贫困和分裂等。因此，我在“NoNukes”的活动以2019年的音乐节为节点告一段落，让摇滚乐队“亚洲功夫世代”的后藤正文[16]、前SEALDs成员奥田爱基和哲学研究者永井玲衣等年轻一代接手运营。

当时，我对柄谷行人[17]在《世界史的构造》中提出的“交换样式D”这一概念非常感兴趣。根据柄谷的说法，“交换样式A”是赠予和还礼的互酬，“B”是服从与保护下的掠夺与再分配，“C”是货币与商品的商品交换，而“D”是“A”在更高层次上的交换方式。这个概念充满谜团。他在最新的一本书《力与交换样式》中也提出“D”是来自彼岸的一种带有灵性的“神力”的观点。不过与年轻的朋友们一起阅读柄谷行人的文本时，我开始觉得这种“D”所代表的“联合”（共同体）因为不那么容易被定义，反而相当有趣。

因此，我们借鉴了柄谷的概念，重新创办了一个名为“D2021”的组织，这个名称包含了震灾（Disaster）十周年（Decade）的寓意。我们也希望能够去思索危机（Crisis）和资本主义（Capitalism）等“C”之后世界的存在方式。我们原本计划2021年3月在日比谷公园举办一场大型活动，已经找到了赞助商并开始准备，但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扩大而被迫取消。我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D”，如抵抗（Demonstration）、民主主义（Democracy）、舞蹈（Dance）、对话（Dialogue）和多样性（Diversity），并且除了音乐现场表演，我们还邀请了能源、性别、教育等各领域的专家举办工作坊——原本计划的活动很充实啊。有一天能够实现就好了。

最近几年和我交好的经济思想家斋藤幸平[18]，也曾多次参加“D2021”的在线谈话活动。我是通过他用德文写的博士论文——后来又用日文出版的《大洪水前：马克思和行星物质代谢》知道他的。我本身参加过学生运动，之后也在柄谷行人著作的影响下阅读过《资本论》，但在苏联解体后，由于日本社会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热度消退，我首先对如今还有年轻人愿意如此积极地研究马克思感到惊讶。此外，他还具有非常现实的问题意识，试图将马克思晚年的手稿研究与现代生态学联系起来。书名中的“大洪水”也是对未来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的隐喻。我自己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环境保护活动，所以对他研究的问题非常感兴趣，希望有机会能听听他的想法。

于是我在“脸书”上找到斋藤幸平的账号，并用我的个人账号联系了他。结果那条私信被误认为是“‘山寨’坂本龙一”发的，一度被他无视。后来后藤正文告诉斋藤“那真的是本尊哦”，他才回复了我，我们进行了几次对谈。在我因生病治疗无法主持RadioSakamoto的节目时，他也曾担任临时主持人。斋藤在入读东京大学后仅三个月就退学，拿到奖学金后，本科就读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卫斯理大学——其实我的儿子也曾在该大学就读。他俩在校期间没有交集。对我的儿子来说，斋藤是稍稍年长的前辈。这所大学以通识教育闻名，实验音乐大师阿尔文·卢西尔[19]直到最近都还在这所大学任教，相当有魅力。也因为有这样的缘分，我对斋藤很有亲近感。

我和斋藤刚认识时，他还是大阪市立大学的教师，后来他于2022年春季移籍到了东京大学，并搬到了东京。他的伴侣是一位钢琴家，在东京市区如果想租到一所足够放置她的钢琴的房子，房租应该会超过国立大学教员的薪资。我听他说过这件事，还帮他找过房子，最终他好像还是放弃了。也有观点认为“反增长论者还好意思找能放钢琴的家，真是不得了！”，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批评很荒谬。人活着不只是靠面包。柄谷行人试图从“交换样式”的角度来理解世界，而斋藤幸平坚持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思考。这种对比很有趣，我期待着有朝一日这两位能认真进行一场切磋。

“蠢蛋一族”新成员

据说在看过“蠢蛋一族”的作品后，柄谷行人曾用谐音梗说：“想想看，这也是‘交换样式D’啊。”但“蠢蛋一族”的“Dumb”意为“愚蠢”“愚钝”，是带有消极意味的形容词。“蠢蛋一族”是由京都市立艺术大学的学生于1984年组建的艺术家团体，以感染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而于1995年英年早逝的古桥悌二为中心开展活动。古桥去世后，高谷史郎负责统筹整个团体，但他也并非团体的领袖——“蠢蛋一族”一直避免在集体内建立等级制度。这个团体的另一个特点是，成员会根据项目进行更替。“蠢蛋一族”被选为2022年威尼斯双年展日本馆的参展艺术家，并决定于同期在慕尼黑的“艺术之家”（HausderKunst）美术馆举办个展。我因为在举行“京都会议”时经常去他们的办公室，也被邀请参加了“蠢蛋一族”的这两个项目，回过神儿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是成员之一了。这是自YMO以来我加入的第二个团体。说是“加入”，但这个团体真的很松散，进出十分自由。

既然参加了，我也积极地提供了自己的想法。在威尼斯展出的是名为《2022》的新装置作品，我从概念构思阶段开始参与其中。在日本馆二楼的展厅，放置了一个由本次日本馆的设计师——吉阪隆正设计的巨大正方形孔洞。高谷提议，紧贴该孔洞安装激光灯，从房间中央将红色英文投射到周围四面高速旋转的镜子上，镜子反射的光束会再次投影到墙上，有时会有几个文本重叠，这时可以读取其中的文字。

作品引用的文本来自19世纪50年代美国小学使用的地理教科书，其中一些提出了简单而普遍的问题，例如，“地球是什么形状”“海的那边是什么”，英文问题由大卫·西尔文、比企真理[20]母女以及我的办公室同事朗读。伴随着扬声器的转动，每个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可能整体上会给观众一种声音艺术作品的印象。

慕尼黑的展览是“蠢蛋一族”的回顾展，我作为他们的粉丝，提议希望借此展览为他们过往的作品做一个更新。“蠢蛋一族”的装置艺术代表作之一是使用16台唱片机的Playback。作品中的16张唱片记录了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用于表演的电子音乐和使用世界各地语言的问候语，并通过电脑控制以不同的模式播放。欣赏的过程中，观众甚至会感受到这些电子平台之间在相互交流，而这一次，我提议用这16张唱片收录地球上16个城市的声音。我联系了前面提过的朋友们——居住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雅克·莫雷伦堡，居住在冰岛雷克雅未克的安德里·赛恩·马纳松，以及居住在泰国清迈的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还通过我认识的人联系到了居住在南非开普敦和伊朗德黑兰的合作者。他们将城市中从早到晚捕捉到的声音记录在唱片中，而我们按16个城市的时差顺序播放这些唱片。但这样做的话，每次播放都会保持相同的时差模式，因此我尝试将东京视作北极点，每次循环播放时让各个城市之间产生微妙的偏差。接着，我开始将“北极点”城市进行移动，努力使整个声音系统成为复杂的和声。无论是威尼斯的作品还是慕尼黑的作品，我认为它们都是只有在展览会场才能真正展示其价值的作品，但很遗憾，我只能进行远程指导，而无法亲自前往现场观看。

顺便一提，在慕尼黑的“艺术之家”美术馆，“蠢蛋一族”的展览之前正好是中谷芙二子的个展，紧接着是卡斯滕·尼古拉的个展——和我有着深厚交情的艺术家们的个展展期很偶然地交叠在了一起。不过，当时中谷担心自己的作品《雾之雕塑》会让人想起奥斯威辛的毒气室，在当地展出时可能会受到批判，不巧的是，这座美术馆本身也以法西斯主义建筑而闻名——因为在纳粹统治下，希特勒干预修改了原本已经确定的设计方案。但当中谷表达这些担忧时，德国方面的策展人却是“啊，是吗？”的淡然反应，反而让中谷有点“期待落空”。嗯，我想这也许正好说明，反纳粹教育在德国得到了贯彻吧。

久违的家

自从被查出癌细胞转移到肝脏和肺部以来，我一直在东京进行抗癌治疗，但2022年6月中旬，我回了一趟纽约的家。为了回纽约我还去美国驻日大使馆接受了“再入境许可证”面试，这也是我时隔1年7个月后回纽约的家。也许这么说有些奇怪，但当我进入熟悉的家中时，我真的感到整个屋子也喜悦不已。尽管在我和伴侣不在家的这段时间，我们都会请管家每周五过来打扫卫生和照顾植物，但我想建筑只有在有人住在其中的时候才会呼吸吧。当我久违地打开客厅的门时，我仿佛听到了屋子在说“欢迎回来”，整个房间也变得温暖起来。

家里的庭院中有一棵很大的山茱萸树，每年4月底会开出华美的粉色花朵。这棵山茱萸树就像天篷一样覆盖在房子上，每当我下午在半地下室的工作室里工作时，阳光会透过树枝和叶子照在窗户上，我也会享受一段美好的光之摇曳时光。常常有松鼠来玩耍，吃掉落在地上的果实，或在花盆里埋下种子。有一次，我听到窗外传来“嘎巴嘎巴”的奇妙声响，一看，发现是一只鹫在枝头上吃它捕获的小鸟。它撕开小鸟的羽毛，撕咬它的肉，那场面有点让人毛骨悚然，仔细想想，这也是自然规律。散落在地上的小鸟骨头第二天消失殆尽，可能是被附近的猫衔走了吧。访问非洲时，我也曾有过同样强烈的感受，自然界的主角本来就是鸟兽、昆虫和植物，我们人类不过是在其中一角打扰着它们的生活而已。经常有新闻报道说“猴子出现在了住宅区”，而事实正相反，我们只是被允许暂住在猴子原本的栖息之所而已。

在这个并不宽敞的庭院里，孤零零地放着一架钢琴。2015年，我因疗养到访夏威夷，爱上了那里的风土人情，一冲动还买下了一处二手住宅，而在那所房子里有一架约100年前制造的钢琴。那所房子很快被我卖掉了，但这架古旧的钢琴太过迷人，我决定将其带回纽约的家中。于是，我试着以“回归自然的实验”为名，将其随意放置在庭院里接受风吹日晒。这几年来，钢琴经历了风吹雨打，表面的漆已经完全脱落，此刻已逐渐回归到木头的原始状态。它将如何腐朽呢——我觉得这也与我们人类应有的老去方式存在某种联结。

坂本图书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纽约，但我并没有特别的事情要做，就像一只停在树枝上的鸟一样，我躺在家里的沙发上，悠闲地度过了一段时光。如果非要说做了些什么，就是整理了家中的藏书吧。本来我只是打算暂时回一趟日本的，所以大部分行李还放在纽约的家里。因为在日本进行治疗，我在东京也拥有了暂住的居所，在那里也摆放了书架，我决定挑选要重新阅读或之后想要阅读的书籍，搬回日本。我对家里的书籍进行了严格挑选，但最后还是装满了8个纸箱。

与纽约家中庭院里逐渐归于自然的钢琴合影

藏书中还有做过编辑的父亲的遗物。父亲由于工作拥有大量的书籍，因为无法全部保管，在他去世时，大部分书被处理掉了。然而，在父亲的书架上有一层贴着手写的“务必永久保存”的胶带，我把这一层放的书都带到了纽约的家里。贴着“务必永久保存”胶带的这些书，不是父亲作为编辑参与的文学作品，而是他的兴趣爱好——比如关于乡土玩具、佛像，以及有关电影和保田与重郎的书籍等，几乎都是“二战”前出版的。我想他生前一定很珍惜这些书，反复读过许多次吧。

也许是受父亲影响，我也从小就喜欢读书，最近我去了位于东京谷中的画廊“SCAITHEBATHHOUSE”，顺便还去了画廊斜对面的古书店“木菟”，偶然发现并购买了诗人吉田一穗[21]的随想集《桃花村》。田中泯很喜欢这本书，我记得他还曾经和山梨县山村里务农的伙伴们一起创办了一个团体，取名为“桃花村舞蹈团”，名字就来自这本书。“桃花村”这个地名本来并不存在，田中泯却把他们居住的村落称为“桃花村”。

另外，在编辑伊藤综研的帮助下，在《妇人画报》上连载《坂本图书》也是我近年来的重要工作之一。在这个专栏中，我会在我的藏书中选择当时感兴趣的书进行介绍，选择范围从经典作品到新书，还会一并介绍作者的信息。在该连载的第一回，我介绍了罗贝尔·布列松[22]的《电影书写札记》。在连载过程中，我也有幸邀请到漫画家安彦良和先生与我对谈。安彦先生比我大五岁，也参加过学生运动，他正试图从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的双重视角来描绘日本与东亚的关系，很有意思。我们也确认了彼此拥有共同的问题意识：“日本这个国家到底在哪里出了错？”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在连载的第十三回介绍了尼古拉·涅夫斯基[23]的《月与不死》一书。涅夫斯基出生于19世纪末的俄国，年轻时留学日本，并与柳田国男[24]和折口信夫等人结交。他敬柳田为师，自己也作为民俗学者、语言学者致力于研究阿伊努语和宫古岛方言。这本书总结了他对日本各地信仰、神话、习俗等的研究成果。涅夫斯基似乎拥有超人的听力，发表了许多与方言相关的论文。

那么，为什么月亮与不死有关呢？一般来说，太阳是生命的象征，月亮则是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符号。然而，涅夫斯基以宫古群岛把月亮比作女性、太阳比作男性的传说为基础，将月亮这种被赋予了阴暗和冷酷形象的存在，重新积极地定义为生命的源泉。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生活了约14年后，他回到了历经社会主义革命后的祖国苏联，在做日语教师的同时，开始研究消失于16世纪的藏缅语族的语言——西夏语。然而，几年后，涅夫斯基于留学期间在北海道相识并结婚的妻子万谷矶子带着女儿来到苏联时，当时的苏联政权怀疑她是日本间谍，夫妇俩双双遭到处决。20年后，伴随着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涅夫斯基夫妇的名誉才得以恢复——这是多么悲剧的事情啊。

我决定在不久的将来，在东京某处设立一个名为“坂本图书”的小型空间，展示我一直珍藏的部分藏书。我并不追求像父亲那样的“永久保存”，但如果这个空间能像城市里的二手书店一样，成为人们和书籍交流的场所就好了。顺便一说，泡在书堆里的纽约生活结束后，我再次回到东京接受治疗，当我在主治医院久违地接受肿瘤标志物检查时，惊讶地发现检测数值竟然下降了。我的主治医生也很困惑地说：“这一定是纽约效应吧。我们是不是什么都不做比较好啊？”也许是家里的酵母菌之类的物质对我的身体起了作用吧。真是奇妙。

最后的钢琴独奏

回国后，MR作品的制作人托德联系我，他说：“为了明年的演出，我想制作一款你的香。”于是我前往京都老字号香道店“松荣堂”，让他们按照对我的印象，调配了适合我的香气。在20种以上的香料中，我仅凭嗅觉选出了8种喜爱的，还精细调整了它们的配比。它会成为我的香味，今后也留存在别人的记忆中，所以我花了几个小时认真挑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