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村民大会还有七天时,雨林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大雾。
晨雾浓得化不开,十步之外不见人影。岩叔站在祠堂前的空地上,望着白茫茫的山谷,心中却异常清明。这雾像是某种隐喻——前路不明,但脚下的土地是坚实的。
“岩叔,县林业局的专家到了!”阿木从雾中跑来,身后跟着三个背着仪器的人。
为首的是位四十多岁的女工程师,姓周,戴着眼镜,说话干脆利落:“岩叔您好,我们是来协助做最后的地勘复核的。保护区申报材料里,边界勘定是最关键的一环。”
岩叔与她握手:“辛苦你们了。雾这么大,能工作吗?”
周工笑了:“正好。这种天气能看清水源地的雾气走向,对生态边界的判断有帮助。”
接下来的三天,周工团队和村民们一起,沿着“绿线”重新走了一遍。这一次,他们带着卫星地图、红外相机和土壤检测仪。古老的林语符号与现代测绘数据在图纸上重叠,形成一幅跨越时空的生态地图。
“这里,”周工在一处山涧边停下,指着岩石上几个几乎被苔藓覆盖的符号,“这些标记的意思是‘水源心脏,不可动’,对吗?”
岩叔惊讶地点头:“您认识林语符号?”
“来之前做了功课。”周工蹲下身,小心地清理岩石表面,“但亲眼看到还是震撼。你们祖先标记的这几个点,和我们用仪器检测出的地下水脉核心区完全重合。三百年前,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一代代传下来的。”岩叔也蹲下来,手指轻触那些凹陷的符号,“老人说,看树冠的朝向,看岩石上的苔藓分布,看动物的迁徙路线,就能知道水在哪里。”
周工站起身,认真地看着岩叔:“这些知识,应该写进申报材料的核心章节。这不是迷信,是长期的生态观察经验,有科学价值。”
与此同时,在村子的另一头,许兮若和高槿之正在整理村民们的“生命故事”。
这是陶教授的建议:在冰冷的科学数据之外,加入人的维度。他们挨家挨户走访,请老人们讲述与雨林相关的记忆,请年轻人描述他们对未来的想象。
在村东头的木楼里,八十七岁的玉婆坐在火塘边,手里捻着麻线,声音缓慢而清晰:
“我十四岁那年,跟着阿妈进雨林采药。走丢了,三天三夜。不害怕,因为林子养人。渴了有芭蕉心,饿了有野果,晚上睡在树洞里。第四天,找到了‘哭石’——一块会滴水的石头,顺着水流就走出来了。那以后我知道,林子不是敌人,是老师。你敬它,它教你。”
玉婆的孙女阿月在一旁录音,眼睛湿润。她在省城读大专,学的是市场营销,这次专门请假回来参与材料整理。
“奶奶的故事,我以前觉得是老套。”阿月对许兮若说,“但在城里待了三年,我才明白这些记忆有多珍贵。我们同学聊起家乡,有的人只能说‘有个山’,有的人连山都没有了。”
高槿之正在拍摄玉婆手上的老茧——那是七十多年采药、织布、劳作的印记。镜头特写下,每一道纹路都像是雨林地形的微缩。
“这些影像和口述史,会是申报材料最有力的部分。”高槿之对许兮若低语,“科学证明这片土地值得保护,而故事证明这里的人值得尊重。”
傍晚,所有资料在祠堂集中。周工的技术报告、村民的口述史、生态监测数据、林语符号的解读、历代村志的摘录……堆满了三张长桌。
岩叔一份份翻看,手有些抖。这些纸张和文件,承载的是那拉村六百年的历史,是十七代人的生命轨迹。
“还缺一样东西。”岩叔忽然说。
大家都看向他。
“缺一份全村人的签名。”岩叔站起来,走到祠堂正中,“申报材料不能只有数据和故事,还要有当下活在这里的人的意愿。愿意保护雨林的人,签个名;有疑虑的,也可以签,但可以注明疑虑是什么。我们要让上面看到,这不是几个人的主张,是社区的共同选择。”
这个提议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如果有不少人签了‘有疑虑’怎么办?”阿木担心地问,“会不会影响评审?”
周工却点头:“岩叔说得对。真实的社区意见比完美的unanimity(一致同意)更有说服力。评审专家想看到的是真实的决策过程,而不是表面的一致。”
许兮若若有所思:“这其实是一种民主训练。保护区如果批下来,未来的管理也需要持续的社区参与。从签名开始练习表达真实意见,是好事。”
于是,一份特殊的签名册被制作出来。封面是阿月设计的:上方是雨林的轮廓,下方是祠堂的屋檐,中间用林语和汉字写着“那拉村的声音”。
签名从第二天开始。祠堂门口摆了一张桌子,岩叔、许兮若、高槿之、周工轮流值班,向每一位前来签名的村民解释签名的意义。
第一天,来了七十二户。大部分签的是“全力支持”,也有十几户签了“支持但担心收入”,三户签了“需要更多了解”。
签“需要更多了解”的,主要是家里有年轻人在外打工的家庭。岩叔一一记下他们的门牌号,准备晚上去走访。
当天夜里,岩叔提着自家酿的米酒,去了村西头的春生家。春生的儿子阿勇在广东打工,今年春节没回来,寄钱回来说想在家乡开个小卖部。
春生给岩叔倒酒,有些不好意思:“岩叔,不是我不支持,是阿勇那边……他说如果雨林完全不能动,他回来也没事做。”
岩叔抿了一口酒:“阿勇说想开小卖部,卖给谁?”
“卖给村里人,还有以后来的游客。”
“那如果雨林没了,游客来看什么?”岩叔问,“如果水污染了,村里人都搬走了,小卖部卖给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