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唐卡村,循着陶土的腥气向东穿越高原,三月后,一片被窑烟笼罩的古镇出现在盆地边缘。
陶器在晾架上排列如沉默的哨兵,陶坊的泥地上印着深浅不一的脚印,几位老陶匠坐在拉坯机旁,
正用手掌塑形陶泥,泥坯在转盘上渐渐隆起如小山,空气中浮动着紫砂的温润与松木的焦香——这里便是以手工制陶闻名的“陶艺镇”。
镇口的老窑厂前,坐着位正在练泥的老汉,姓陶,大家都叫他陶老爹。
他的手掌被陶土浸成深褐色,指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痕,却灵活地用木槌将紫砂泥反复捶打,泥块在力道下渐渐变得柔韧如棉。
见众人走近,他举起一块揉好的陶泥:“这紫砂要选‘龙窑底的陈泥’,含砂量三成最佳,烧出的壶能吸茶香,用十年能养出‘包浆’,
倒茶时壶嘴不挂水,现在的机制陶土看着细腻,却闷得茶香散不去,三年就开裂渗水。”
艾琳娜拿起陶坊外的一把紫砂壶,壶身的纹路里藏着细小的砂粒,壶盖与壶口严丝合缝,轻晃时发出清脆的“咔嗒”声,忍不住问:“老爹,这里的制陶手艺传了很久吧?”
“一千七百年喽,”陶老爹指着镇后的龙窑,“从三国时,我们陶家就烧陶为生,那时做的‘青瓷鸡首壶’,
被王公贵族当作酒器,釉色如千峰翠色,现在博物馆里藏着的,一件能抵半座宅院。
我年轻时跟着师父学制陶,光练揉泥就练了五年,师父说陶土是有呼吸的,要顺着它的纹理塑形,才能让陶器藏住水土的灵气。”
他叹了口气,从陶坊角落的陶缸里取出几卷泛黄的陶谱,上面用墨笔勾勒着陶器的样式、窑火的温度,标注着“春泥需加二分砂”“冬釉要减一成水”。
小托姆展开一卷陶谱,麻布纸已经被陶土浸得发硬,上面的器型线条古朴,还画着简单的工具图,标注着“拉坯转盘需檀木做”“釉料要配松烟灰”。“这些是制陶的秘诀吗?”
“是‘陶经’,”陶老爹的儿子陶轮抱着一摞素坯走来,泥坯在他臂弯里沉甸甸的,
“我爷爷记的,哪处矿的陶土适合做壶,哪类器物该用‘柴烧’,都写得清清楚楚。还有这壶嘴的角度,”他指着陶谱上的批注,
“是祖辈们用注水测试出来的,陡了水流急,缓了出汤慢,要像山涧的溪流,流畅才得法。”
他指着最旧的一本,纸页边缘已经发黑,“这是唐朝时的,上面还记着战乱年怎么省陶土,说要把碎陶片磨成粉掺进新泥,既能增强韧性又显古朴。”
沿着石板路往镇里走,能看到不少废弃的陶坊,地上散落着变形的窑具,墙角堆着开裂的试制品,
只有几家仍在忙碌的作坊里,还飘着釉料的气息,老陶匠们正用竹刀修坯,陶屑如雪花般飘落。
“那座是‘祖窑’,”陶老爹指着镇中心的古龙窑,“镇里的老人们轮流守着,说不能让这门手艺断了。
我小时候,全镇人都围着陶土转,揉泥时唱窑歌,装窑时比眼力,
晚上就在陶坊里听老人讲‘范蠡制陶’的故事,哪像现在,年轻人都去城里买玻璃茶具了,镇里静得能听见陶轮转动的‘嗡嗡’声。”
陶坊旁的练泥池还泡着新挖的陶土,泥水泛着浑浊的光,墙角的釉料缸里盛着青灰色的釉浆,表面结着薄薄的膜,旁边的石臼里还杵着未研磨的矿石釉料,散发着土腥气。
“这陶土要‘三揉三醒’,”陶老爹将揉好的泥团摔在转盘上,泥块发出沉闷的响声,
“揉能让砂泥匀,醒能让陶土松,机器搅拌的陶土看着匀,却没这股子能塑形的韧劲。去年有人想把龙窑改成电窑,被老人们拦下来了,说这是镇里的根,不能动。”
正说着,镇外来了几个开货车的人,拿着测厚仪检查陶器,嘴里念叨着“误差范围”“生产效率”。
“是来收陶器的茶商,”陶轮的脸色沉了沉,“他们说手工陶形状不匀,要我们用模具灌浆,还说要往釉里加化工料,说这样更光亮。
我们说这形状的不匀是手作的温度,柴烧的火痕是自然的印记,他们还笑我们‘守着老龙窑喝西北风’。”
傍晚时分,夕阳为龙窑镀上一层金红,陶老爹突然起身:“该装窑了。”
众人跟着他走进“祖窑”,只见他将素坯按大小依次码放,大件在下、小件在上,每件陶器间留着三分空隙,便于火气流通,最后用耐火砖封好窑门,只留观察火色的“看火孔”。
“这装窑要‘火路畅通’,”陶老爹解释,“密了烧不透,疏了费柴火,要像安排家人住屋,疏密得宜才和睦。
老辈人说,陶土记着窑火的性子,你懂它,它就给你显色,就像做人,要经得住锤炼才成器。”